1983年的中国街头，一场特殊的“收费”正在上演。 死刑犯家属在领取亲人遗体前，被要求缴纳5元“子弹费”，这个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制度，却真实存在于那个特殊的年代。 1983年夏天，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严打”风暴。 彼时的社会治安问题突出，恶性案件频发，中央果断提出“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的方针。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开处决作为震慑犯罪的手段被广泛采用，城市广场、体育场常被临时改造成公审大会现场。 公审大会的场景至今仍留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高音喇叭里播放着犯罪事实，警戒线外挤满围观群众，囚车缓缓驶过街道时，有人低头叹息，有人指指点点。 这种公开处理方式在当时被认为是必要的，通过直观展示法律的威严来遏制犯罪冲动。 比公开处决更让人费解的是“子弹费”制度。 按照当时的规定，执行死刑所用的子弹需要由家属承担费用，通常是5元钱。 这笔费用在八十年代相当于普通工人两天的工资，对于本就陷入悲痛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有些家属实在拿不出钱，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遗体无法及时处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制度？查阅当时的资料可以发现，这与八十年代初的财政状况密切相关。 当时国家财力有限，司法经费紧张，地方政府便出台了这样的补充规定。 同时，这种做法也暗含着惩戒意味，通过经济手段强化犯罪后果的警示作用。 随着社会进步和法治建设的推进，这些特殊时期的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明确规定死刑执行方式应尽量减少痛苦，注射死刑开始推广。 曾经的“子弹费”也随着司法经费保障机制的完善而取消，遗体处理费用改由财政承担。 如今，当年的公审大会现场已变成市民广场，那些泛黄的“子弹费”收据成了档案馆里的特殊藏品。 从公开处决到注射死刑，从家属缴费到财政保障，这些变化背后，是中国司法文明从“以威慑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深刻转变。 这种转变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却体现在每一个具体制度的调整中，润物无声地改变着我们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