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44年，八路军兵工厂因为缺黄铜，无法生产子弹，一个农民知道后，就来到了根据地，说：“黄铜啊，我家有800斤呢！” 1944年初，晋察冀边区的风雪似乎比往年都要冷硬一些，在兵工厂那几间简陋的土坯房里，负责人杨锡仁盯着桌上的账本，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 账面上的那些数字看起来特别扎眼：铜料仅存37斤。 这一点儿少得可怜的存量，就算把那几位老师傅的手艺发挥到极致，顶破天也就只能造出千把发子弹，可此时，前线急得火烧眉毛的求援电报却像催命符一样压过来——前线部队张口就要调拨5万发，1000对5万，这巨大的亏空根本没法填。 那一年，日寇的扫荡疯了似的一波接着一波，战场上缴获的那点弹药，还没捂热乎就被消耗在了反反复复的拉锯战里。 靠缴获？那是杯水车薪，兵工厂里的机床歇了，不是没人干，是没米下锅，冶炼技术不过关，也没法直接从矿石里提炼纯铜，想要造子弹壳，全指望着回收的旧弹壳，可仗打到现在，旧弹壳早就不够周转了。 没铜，枪管就是烧火棍，被逼到绝路，司令部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了民间，向乡亲们求援。 那一阵子，根据地的老百姓像是要把家里翻个底朝天，做饭的铜勺、洗脸的铜盆，甚至是庙里供奉的一尊铜佛，都被大家伙儿含着泪又咬着牙给拆了送来，但在庞大的军需缺口面前，这些零碎的杂铜依然不够解渴。 就在杨锡仁对着空荡荡的仓库几乎要绝望的时候，阜平县高街村的一个身影出现在了兵工厂门口。 来人叫李盛兰，45岁的庄稼汉，穿着一身旧棉袄，裤腿上还沾着泥点子，他没说什么豪言壮语，上来就拍着胸脯抛出了一句把所有战士都震住的话：“铜我有，家里埋着800斤铜钱，全给我们部队。” 800斤？听到这个数字，负责接待的战士第一反应是不信，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地主老财家里的余粮都未必有这么多，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哪来几百斤的“铜山”？ 战士们半信半疑地跟着李盛兰回了家，直到李盛兰领着大家钻进后院角落的一处地窖，昏暗的光线把那几口大缸照亮时，所有人才不得不信——那里头密密麻麻堆满了黄澄澄的铜钱。 随便抓起一把，开元通宝、乾隆通宝、嘉庆通宝……沉甸甸的金属撞击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显得格外清脆，这些并不是杂铜，而是质地极佳的古钱黄铜。 这时候李盛兰才抹了把脸上的汗，说起了这笔“巨款”的来历，原来他过世的老父亲早在清朝末年就是个精明的药材商，走南闯北攒下了这份家业。 那是兵荒马乱里一家老小最后的退路，老爷子临终前把钱换成铜币深埋地下，一是怕土匪惦记，二是想着万一哪天遭了灾荒，这笔钱能让子孙后代活命，甚至是个东山再起的本钱。 守着这么个天大的秘密，李盛兰以前日子再苦再难，都没动过这些坛子的念头，国民党军队来的时候他没吭声，土匪过路的时候他更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这笔钱原本承载的是一个小家庭延续香火的私心。 可如今世道变了，李盛兰心里亮堂，这800斤铜钱埋在土里，那就是死物，顶多能保自家几口人吃饱饭；可要是拿出来变成子弹，那就是能保家卫国的利器。 “留给子孙应急，这国要是都没了，家里有钱也没命花。”李盛兰把父亲的遗训就在这一刻给改了。 当那一筐筐沾着泥土气息的铜钱被运回兵工厂，熔炉里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老师傅们惊喜地发现，这些古钱币的铜质出奇的好，不需要复杂的提炼就能直接铸造成型。 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兵工厂里叮叮当当的声音就没停过，那一枚枚印着封建帝王年号的铜板，在烈火中化作了滚烫的铜水，最后变成了整整2万发金灿灿的子弹。 这些带着“体温”的弹药迅速被分发下去，哪怕是晋察冀最激烈的战场上，战士们的枪膛里，也都有了李盛兰这份沉甸甸的支援。 到了1944年9月，前线的战局稍稍稳住了一些，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程子华特意发了话，要把这位献宝的“财神爷”请到司令部来做客。 没有大鱼大肉，司令员专门嘱咐伙房，给李盛兰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在那张简易的八仙桌旁，程子华紧紧握住李盛兰那双满是老茧的手，这碗面，代表的是全军将士的一份敬重。 面对首长的感谢，李盛兰只是低头看着那碗面，脸上挂着憨厚的笑，翻来覆去还是那几句朴实的话，说自己是个农民，没别的本事，只要能把鬼子赶跑，家里那点家当算不得什么。 从37斤的绝望库存，到2万发子弹的火力压制，这中间差的不是技术，而是一个普通农民在国破家亡之际所做出的决断，那些原本应该在太平盛世里流通的货币，最终以另一种决绝的方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 参考：光明网黄崖洞兵工厂:“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