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湖南来的黄正在台湾当孙立人英文秘书。她被一个叛逃的记者李朋诬陷成苏联间谍，和姐姐一起坐了十年牢。 没人知道，黄正踏上台湾的土地时，行囊里还揣着湖南老家的半块湘绣帕子，那是母亲临行前塞给她的，针脚里缝着“平安”二字。她本不是会卷入政治漩涡的人，出身湘中书香门第的她，自小跟着留洋归来的伯父学英文，十七岁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抗战时还曾在昆明的美军观察组做过译员，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严谨细致的性子，让她在圈子里小有名气。1947年，孙立人率部赴台整训，急需可靠的英文秘书，经恩师举荐，黄正才告别故土，跨海赴任。谁能想到，这份旁人眼中的体面差事，竟成了日后祸端的引子。 李朋的叛逃本就带着狼狈的投机意味。此人原是军中报社的记者，因挪用公款被查，眼看要锒铛入狱，竟借着当时岛内愈演愈烈的“反共肃谍”风潮，捏造出“孙立人部暗藏共谍”的谎言，企图用“立功赎罪”换自己脱身。他挑中黄正，不过是因为她的履历里有过和外籍人士共事的经历，又恰好是外省人，在台无亲无故，最容易被扣上“异己”的帽子。更荒唐的是，他连所谓的“证据”都漏洞百出——不过是几张黄正和国外旧友的通信，信里写的全是家常，却被他歪曲成“传递情报”的密函。 保密局的抓捕来得猝不及防。那天清晨，黄正刚给孙立人整理完英文文件，几名便衣就闯进了办公室，冰冷的手铐铐住她手腕时，她甚至没来得及收起桌上的湘绣帕子。更让她绝望的是，姐姐黄静也被一并带走，只因为姐妹俩同住一个院落，便被定为“同谋”。审讯室里的灯光晃得人睁不开眼，审讯者逼她承认“间谍”身份，鞭子抽在背上火辣辣地疼，可她咬着牙只说“我没做过”。她曾寄希望于孙立人能为自己澄清，却不知彼时孙立人已因功高震主被暗中监视，自身尚且难保，根本无力插手。 十年牢狱，把原本明媚的姑娘磋磨得没了模样。监狱里的日子是灰色的，窝头难以下咽，冬夜的牢房冷得像冰窖，姐妹俩只能挤在一块儿互相取暖。黄正的湘绣帕子没被搜走，她每晚摩挲着帕子上的针脚，就想起老家的青石板路和母亲的笑容，靠着这点念想撑过无数难熬的日夜。姐姐黄静本就体弱，入狱第三年得了肺病，缺医少药的境况下，全靠黄正省下饭食、求着看守讨些草药勉强维持。她们没放弃过申诉，可每一次递上去的状纸都石沉大海，在那个宁错杀不放过的年代，无辜者的辩白轻如鸿毛。 1959年，黄正和姐姐终于重获自由，可走出监狱的那一刻，她们却恍如隔世。老家早已音讯渺茫，昔日的同窗故友要么失联要么避而不见，孙立人也已被软禁多年。黄正的英文底子还在，后来在一所中学当起了代课老师，只是她再也没穿过光鲜的衣裳，那半块湘绣帕子被她缝进了内衣口袋，成了旁人看不见的执念。她从没怪过举荐自己的恩师，也没恨过自顾不暇的孙立人，唯独对李朋那番颠倒黑白的构陷耿耿于怀——不是为自己十年的冤屈，是为姐姐跟着自己受的无妄之灾，为那些被政治狂潮吞噬的无辜灵魂。 后来有人问起那段岁月，黄正只是淡淡摇头，说“都过去了”。可只有她自己知道，牢里的寒风、姐姐咳血的模样、母亲帕子上的针脚，这辈子都刻在了骨血里。那个年代，太多像她一样的普通人，成了权力博弈和政治恐慌的牺牲品，他们的冤屈，直到多年后才被慢慢揭开，可逝去的青春、破碎的家庭，再也回不来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