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杨振宁把母亲罗孟华从合肥接到了香港。老人家得了多发性骨髓瘤，这病会让骨头像被虫蛀了一样，稍微动一下就钻心地疼。内地当时治疗条件有限，他决定带母亲去香港养和医院看病。 1985年杨振宁带母亲罗孟华从合肥去香港养和医院看病，核心就是当时内地治不了这病，香港的医疗条件才有希望减轻老人的痛苦。 罗孟华老人家得的多发性骨髓瘤，这病是骨髓里的浆细胞疯长变坏了，这些坏细胞一边在骨髓里抢营养，一边还分泌奇怪的蛋白，最先是把骨头蛀得像被虫子啃过的木头，全是细孔和小洞，稍微动一下骨头就像要裂开似的钻心疼，严重的时候连喘口气、翻个身都能疼出一身汗。 更要命的是这病不光毁骨头，那些异常蛋白还会堵在肾脏里，让老人尿里带泡沫，时间长了肾就会坏，还会把身体里的营养抢光，让人脸蜡黄、没力气，走两步就喘，最后连个小感冒都扛不住，因为免疫力早就被破坏光了。 1985年的内地，根本没有能力对付这种病。那时候别说合肥的医院，就算是北京、上海的大医院，见过这病的医生都没几个。 有个后来很有名的血液科医生吴德沛，1982年在苏州见习的时候，带教老师拿着这病的X光片都激动得不行，说这是第一次见，可见当时这病有多罕见。 合肥的医生碰到老人这样的骨痛，大概率会当成腰椎间盘突出或者骨质疏松，开点止痛药、让做做按摩，根本想不到是骨髓里的癌症，那时候这病的误诊漏诊率高达六七成，等真正确诊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 就算运气好诊断对了，检查手段也跟不上，确诊这病得抽骨髓看细胞、查血液里的特殊蛋白，可当时内地很多医院连专门的骨髓穿刺针都不全，抽出来的样本根本看不清，血液检查也没有精准的仪器，得反复查好几次才能确定，老人家本来就疼得受不了，哪经得起这样折腾。 治疗的药更是少得可怜，当时全中国治这病就靠马法兰和强的松两种老药，这两种药只能稍微压一压病情，根本拦不住那些坏细胞扩散，能让病情暂时稳住的几率都不到七成，想彻底控制住更是难上加难，很多病人从确诊到最后也就两年左右的时间。 而且这两种药副作用特别大，吃了以后恶心呕吐、头发掉光，老人家年纪大了，身体根本扛不住这些反应。 更让人无奈的是并发症的处理，这病容易引发骨折和肾衰竭，当时内地没有有效的止痛办法，老人疼得整夜睡不着也只能硬扛，肾脏出问题了也没有好的透析设备，更没有保护肾脏的特效药，只能看着病情一点点恶化。 杨振宁看着母亲受这份罪，心里比谁都急，他太清楚内地的医疗水平局限，所以才下定决心带母亲去香港。 香港的养和医院在当时就是出了名的好医院，跟国际上的医疗体系接轨，那里的医生经常接触这类疑难病症，见得多了，一看老人的症状、再做个检查，很快就能确诊，不会像内地那样耽误时间。 养和医院的检查设备也特别全，能清楚地拍出骨头被蛀的情况，还能精准查出血液里的异常蛋白， 一下子就能确定病情到了哪一步，该用什么方法治。 治疗的药物也比内地先进得多，当时国际上已经有一些比马法兰更有效的药，养和医院能及时拿到，这些药能更好地控制那些坏细胞，减轻骨痛，副作用还小，老人家吃了能少受很多罪。 护理方面更是细致，知道这病怕骨折，医院有专门的护理人员帮忙翻身、按摩，用的床垫也是特殊的，能保护脆弱的骨头，不会因为躺久了压出问题。 医生还会根据老人的情况调整饮食，补充营养，让她能有点力气对抗病情，这些细节在当时的内地医院根本做不到，那时候内地医院护士人手少，病人多，能按时喂药打针就不错了，根本顾不上这些精细的护理。 对杨振宁来说，只要能让母亲少疼一点，能多陪母亲一段时间，再麻烦的奔波、再高的费用都值得，他亲自安排行程，把母亲从合肥接到香港，就是因为香港的养和医院能提供内地给不了的治疗和护理。 说到底，1985年的时候，不是内地的医生不想好好治病，是当时的医疗条件确实跟不上，设备差、药少、医生经验不足，面对多发性骨髓瘤这种棘手的大病，实在没有太好的办法。 而香港因为更早接触国际医疗资源，不管是诊断、治疗还是护理，都能给老人家提供更实在的帮助，杨振宁带母亲去香港看病，既是为人子女的孝心，也是当时医疗条件下最无奈也最正确的选择。 信源：中央电视台《杨振宁专访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