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说：“中国和西方本质的不同就是，中国是国家控制资本，西方是资本控制国家！”她接着说，这和市场无关，问题是如何监管市场，如何治理市场？企业是否受到监管？他们在为谁的利益工作？ 这不是“计划”与“市场”的对立，而是资本的“时间属性”和“服务对象”出了分歧，中国让资本成为穿越周期的“耐心玩家”，西方则任由资本变成追逐短期暴利的“投机者”，而国家在其中的角色，正是这种差异的根源。 有人可能会以为以为这单纯的是行政指令在推动资本流动，实则是国家通过制度设计，让资本看到长期价值。 浙江的杭台高铁就是最生动的例子，这条连接杭州与台州的线路，民营企业持股超过一半，是国内首条民资控股的高铁。 高铁建设周期长、投资大，民营资本原本避之不及，但政府通过设计“运营收入+缺口补贴”的回报机制，给出34年的合作周期，让资本愿意沉下心来参与基建民生项目。 开通三年来，这条高铁带火了沿线旅游，光是新昌县的过夜游客就涨了近两成，资本赚到合理收益的同时，地方经济也被激活了。 这种模式在战略产业上更明显。芯片产业被“卡脖子”后，中国没有急着逼资本砸钱，而是通过产业基金持续输血，不追求短期回报。 相比之下，美国的芯片法案看似投入几百亿美元，却因为资本的短期算计难以落地。 特朗普政府甚至想把补贴变成股权，要求从英特尔、台积电这些企业手里分一杯羹，企业担心核心利益受损，对技术转移处处设防，法案推行两年多，实际到位的资金还不到计划的一半。 中国的资本愿意陪国家“啃硬骨头”，正是因为国家守住了“长期回报”的底线，而不是让资本在短期博弈中迷失方向。 这种引导绝非“控制”，而是给资本套上“价值锚点”。中国联通的混改早就让人看到了端倪，2017年引入腾讯、阿里等民资股东后，央企的战略资源和民企的市场活力形成了互补，共同做优云计算、网络安全这些新业务。 现在大部分央企都引入了民资股东，市场化运作和战略责任并行不悖，既没丢了国家战略的“根”，又激活了市场竞争的“魂”。 就连中石油、中石化这些能源巨头，也在保障民生供应的同时推进新能源转型，2023年两家企业的新能源投资都同比增长了三成以上，资本在政策引导下找到了公益与盈利的平衡点。 西方资本的逻辑则完全是另一套，从历史深处就带着“短期暴利”的基因。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本质上就是资本与国家权力捆绑的产物，政府给它垄断贸易权，它用武力开拓殖民地，股息率一度冲到40%，却把血腥掠夺留给了殖民地人民。 这种“资本借国家之力谋利”的模式延续至今，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中，前副总统切尼曾执掌的哈里伯顿公司，三年内从战争合同中赚了160亿美元，而美国民众只收获了伤亡和债务。 资本与权力的勾结，从来不是现代才有的新鲜事，而是刻在西方资本骨子里的生存法则。 这种法则到了当下，变成了资本对国家权力的反向绑架。美国的医药行业最是典型，辉瑞2024年营收超过600亿美元，却靠着游说国会推迟药价谈判，普通民众看一次病的花费能抵得上几个月工资。 金融领域更夸张，2008年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巨头拿着政府救助款继续发奖金，还通过游说放松监管，短短几年就恢复了往日风光。 即便是被寄予厚望的科技产业，也成了资本操控舆论的工具，Meta、谷歌能通过算法左右选举认知，却因为巨额游说资金，让国会的监管法案迟迟无法落地。 国家本应是监管者，却成了资本的“提款机”和“保护伞”。 欧盟曾想硬气一把，累计对谷歌开出超过100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试图遏制科技巨头的扩张，但收效甚微。 企业可以通过转移业务、调整架构规避处罚，而欧盟各国因为资本利益不同，很难形成统一监管合力。 美国更是深陷泥潭，2020年大选花费创下144亿美元的纪录，政客对资本的依赖越来越深，即便知道去工业化会让蓝领失业，也不敢触动资本向金融、科技转移的趋势。 资本把国家机器变成了“逐利工具”，自然没人再为长远发展操心。 两种模式的差异，最终落在普通人的生活里。国际油价暴涨时，中国的加油站不会随意涨价，“两桶油”哪怕短期亏损也要保障供应；而美国的油价跟着资本炒作波动，炼油企业趁机抬高价格，利润同比翻番。 中国的高铁票价十年不涨，还在不断加密线路；西方很多国家的高铁项目因为资本不愿投入长周期项目，规划了十几年仍未开工。 中国的资本是“跟着国家修路架桥”，西方的资本是“围着政客算钱逐利”，这背后就是国家与资本关系的本质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