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反击战期间，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给前线将军萧全夫打来电话，命令他开火。萧全夫却说，不能打，刚刚过来的三辆坦克，可能是敌人的火力侦察，步兵并没有跟上来。陈锡联火了，不打我处分你。萧全夫依然坚持，他反问陈锡联，谁是前线指挥官？ 当时江面态势危急，苏军坦克采用楔形队形缓速推进，主炮始终保持在零度射角，车长塔舱盖全部敞开，这种看似松懈的状态，与苏军惯常的步坦协同战术严重不符。 萧全夫在抗战时期与苏军打过交道，深知对方擅长“诱饵战术”。 1945年满洲战役中，关东军就曾被苏军假撤退诱入雷区。他注意到坦克履带在冰面留下的轨迹异常凌乱，这显然是为后续部队标记安全通道的试探动作。 果然，侦察兵通过地面观察哨和望远镜，发现乌苏里江东岸丛林里有至少一个摩托化步兵营正在待命。 陈锡联的焦虑源于更高层面的战略压力。北京方面连续三份急电要求“打出国威军威”，苏联驻蒙部队已进入战备状态。 更关键的是，中央判断这是检验“三打三防”新战术的契机，用40火箭筒和反坦克地雷对抗装甲集群的战术尚未经过实战检验。 但萧全夫在电话里据理力争：“用三个坦克当诱饵，换我们暴露所有反坦克阵地，这买卖太亏！” 这位在朝鲜战场与美军装甲部队交过手的老将，甚至搬出第五次战役的教训：“当年180师就是被诱敌深入包了饺子”。 这时，潜伏在2号阵地的无后坐力炮班长杨林报告，坦克炮塔转速时快时慢，明显是在进行火力侦察。 更蹊跷的是，苏军突然用汉语广播喊话“中国兄弟不要误会”，这种心理战手法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的苏军策略如出一辙。 萧全夫当即下令各阵地保持无线电静默，反坦克小组继续隐蔽待机。 陈锡联作为大军区司令，需要考虑政治效应和全局部署；萧全夫作为战场指挥员，必须对士兵生命和战术得失负责。 1948年辽沈战役中，韩先楚也曾因塔山阻击战兵力配置与林彪激烈争论。 但此次特殊之处在于，面对拥有核威慑能力的超级大国，每个战术决策都可能引发战略连锁反应。 萧全夫的坚持在二十分钟后得到验证，苏军坦克在距离我军前沿500米处突然转向，向江心岛侧翼迂回，暴露了企图切断我退路的真实意图。 此刻潜伏在冰窟窿里的爆破手们已浑身结冰，但正是这份忍耐保全了精心布置的雷场。 当苏军后续的BTR-60装甲车群开始渡江时，萧全夫才下令所有火力单元同时开火，此时敌军完全暴露在预设杀伤区内。 战斗结果证实了战场指挥员直觉的重要性，此役击毁苏军坦克2辆、装甲车5辆，击毙包括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在内的60余名敌军，而我军仅伤亡20余人。 更关键的是，缴获的T-62坦克后来被运往北京，为国产69式坦克研制提供了宝贵参考。 战后总结会上，陈锡联主动向萧全夫敬酒：“你这声‘不能打’，比十个突击旅还管用”。 这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智慧，在我军战史上早有先例。 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临时调整关家垴作战方案，粟裕在淮海战役中改变总前委的歼敌顺序，都体现了一线指挥员的临机决断权。 但萧全夫案例的特殊性在于，这是在核威慑背景下对超级大国作战，任何误判都可能引发升级冲突。 这场战术争执，后来被编入国防大学教案，成为“指挥员独立决断”的经典案例。 当2019年中俄联合军演中，两国军官共同复盘珍宝岛战斗时，俄方专家感慨：“我们输给了最了解苏军战术的中国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