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日本空军大队被八路军俘虏，日军少佐大胆指着伍修权腰间：“可否将这把勃朗宁手枪送我”，从此，我国就多了一个新兵种... 1945年9月底，一支拥有3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的队伍逃至辽宁摩天岭山区时，被八路军21旅包围。 谈判代表聂遵善用“放下武器即为友”的承诺，消除日军顾虑，受降仪式上，甚至允许军官保留军刀。这种超越常规的宽容，源于中共长远眼光。 当时延安航空小组仅30余人，而林弥一郎部队拥有70余名飞行员和机械师，堪称完整的航空技术体系。 当时，林弥一郎及其部下作为战败的日军，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不确定和恐惧。 尽管中共领导人彭真、伍修权等人已明确表示了友好态度和合作意愿，但林弥一郎方面仍有疑虑。 在沈阳的这次关键会谈中，谈判看似顺利，但气氛依然微妙。 就在谈判接近尾声时，林弥一郎的目光落在了伍修权腰间佩戴的一把勃朗宁手枪上，他突然开口提出，希望伍修权能将这把枪送给他作为纪念。 这个请求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和紧张。 这把勃朗宁手枪并非普通配枪，它是伍修权的心爱之物，从长征时期就一直跟随他，经历过无数生死考验，堪称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革命文物”。 一个战俘向高级将领索要如此重要的随身武器，在当时的情境下是极其冒昧且充满风险的。 在场的其他中方人员瞬间警觉起来，有人甚至担心林弥一郎可能拿到枪后会有不轨举动。 然而，伍修权在经过短暂的沉默和权衡后，做出了令人意外的决定：他毫不犹豫地解下手枪，递到了林弥一郎手中。 这个动作，超越了简单的赠予，是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姿态。伍修权的这个举动，彻底打破了林弥一郎最后的心理防线。 林弥一郎后来回忆道，他当时从伍修权眼中看到的是完全的信任，这让他无比感动。 他意识到，中方是真心实意地希望合作，并愿意给予他们这些前日军官兵充分的尊重和信任。这把枪，成为了双方建立信任关系的最强有力的信物。 林弥一郎接过枪后，当即表示将尽全力协助中方建设航校。 此后，以林弥一郎为首的日籍航空技术人员确是倾囊相授，为东北老航校的创立和新中国空军的初期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们在通化收集到140余架破旧飞机，因为飞机残缺老旧，战士们在训练时只能用马车拉运机身，用自行车打气筒给轮胎充气。 最困难时航校只剩6桶汽油，日籍技师发明酒精替代燃料，用喷灯加热引擎解决冷启动难题。 面对仅有高级教练机的困境，林弥一郎提出“直上九九高教机”方案，通过200小时模拟器训练弥补基础缺失。 果然，张积慧等人在朝鲜战场驾米格-15与美军交锋时，展现出的应变能力令西方惊讶。 更令人动容的是文化融合，中方采纳日方建议，允许学员登机前向教官敬礼，这简单仪式背后是职业精神的传承。 1946年通化事件中，国民党策动日军战俘暴动，林弥一郎未参与暴动且长期合作，最终获中共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