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17日，华国锋同志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会谈内容主要集中在科学、教育等务实话题上，气氛宽松愉快。向华国锋同志致敬，向杨振宁教授致敬。 —— 那天的新疆厅没摆大长桌，也没挂横幅，沙发围成一圈，茶几上摆着清茶跟苏打饼干。华国锋进门先伸手：“杨教授，欢迎回家。”一句话把距离拉得近近的。杨振宁后来回忆，本来挺紧张，听见“回家”俩字，心里咯噔一下，外套都没脱就握住了手。那年月，“回家”分量重，尤其对漂泊在外的学者，比任何官话都暖。 俩人坐下，没聊原子弹，也没聊意识形态，开口就是“学校怎么办”。华国锋问得细：“大学恢复招生，教材从哪弄？实验室仪器缺不缺？学生外语咋补？”杨振宁掏出小本本，一行行记，边记边画五角星，哪儿急、哪儿缓，标得清清楚楚。说到兴奋处，华国锋把袖口挽起来，露出上海牌手表：“干脆这样，您列个单子，国内能办的马上办，国内没有的，我们派人出国买！”一句话把杨振宁逗乐了：“总理，您这是把我当采购经理？”全场哈哈大笑，连记录员都憋不住。 别看气氛轻松，背景其实挺沉重。那会儿“四人帮”还没倒，高校停课十年，科研队伍断层，北大物理系只剩两个老教授，一个白内障，一个拄拐。杨振宁回国前，国外同行劝他：“回去干啥？学校都成牛棚了。”他偏要回，说“看看母亲的脸，总可以吧”。于是在北京、上海串胡同，见学生、见老师，把能问的都问遍，最后把问题打包带到新疆厅。那天他递给华国锋的，不是论文，是一份“求救清单”：需要教材、需要仪器、需要交流。华国锋接过来，没打官腔，只说一句：“咱们一起想办法。”事后清单转到科学院，不到半年，清华、北大收到第一批海外设备，其中就有杨振宁亲自挑的示波器。 会谈快结束，华国锋忽然问：“杨教授，您会唱《我的祖国》吗？”杨振宁愣住，轻轻哼起“一条大河波浪宽”，唱到“这是英雄的祖国”时，声音明显发颤。华国锋也跟着打拍子，两人一个高音一个低音，像跨洋对讲机，把“祖国”俩字对得实实在在。唱完，华国锋握住他的手：“以后常回来，把大河的故事讲给年轻人。”杨振宁点头，眼眶红了。那一刻，物理、数学、外交口号都退后，只剩一句大白话：家在这儿，根也在这儿。 我读大学时，正好用上那批示波器。老师指着仪器侧面一个小标签：“Yang Z.N. donation 1976”。同学们一脸懵：“这谁？”老师卖关子：“先测波形，下课讲故事。”后来我们才知道，标签背后就是新疆厅那场谈话。那天我第一次感觉，历史不是教科书里的年份，是示波器里跳动的绿线，是某个午后，两个中年人决定“让孩子们有书念”。我摸着仪器，像摸到一条跨越时间的电线，一端连着杨振宁，一端连着我这个普通学生，电流“嗡”的一声，把“科研”俩字照得锃亮。 有人爱把这场会面说成“统战”，好像一句“回家”就暗藏大招。我倒觉得，别把什么都往权谋里塞，真诚也是真实存在的。华国锋当时刚主持国务院，百废待兴，要人才、要技术、要国际朋友；杨振宁拿了诺奖，却只想给母亲端碗热汤。一个缺“器”，一个缺“根”，两边一握手，各取所需，也各给所能，就这么简单。非说谁算计谁，那是把历史当宫斗剧，看花了眼。 再说点花絮。会谈后，工作人员塞给杨振宁一包东西，他回酒店打开，是新疆葡萄干跟北京果脯，还有一张便签：“路上饿了垫垫，祖国不富，但甜管够。”他后来把便签贴在日记本里，一留就是四十年。2015年，他在清华演讲，还掏出那张已经发黄的纸条，对台下学生说：“别小看这点甜，它让我相信，回家永远有糖果吃。”台下哄笑，他却一脸认真。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大国小民、总理教授，最后都落在一句朴素的话：彼此善待，给点甜头，前路就宽。 今天，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重新装修，沙发换了新颜色，可墙上那幅天山壁画还在。导游对游客说：“1976年，这里请过一位科学家喝茶，谈了俩小时，救活了一堆实验室。”游客们拍照打卡，闪光灯噼里啪啦，像给历史补光。我站在人群外，想象两个中年人，一个山西口音，一个合肥口音，隔着茶香讨论示波器、教材、大河波浪宽。画面不炫酷，却比任何大片都动人——因为它让后来的我们，有书可读，有实验可做，有梦可做。 向华国锋致敬，向杨振宁致敬，也向每一个在黑暗里守住微光的人致敬。大国重器，往往始于一次朴素的握手；漫天星火，最初不过一句“回家吃饭”。愿我们都能记住，那天的苏打饼干和清茶，以及示波器里跳动的绿线。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