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被判死刑的抗战老兵李师科，即将被押赴刑场。他换上了崭新的短袖衬衣，理了头发，由两名法警押往行刑地。他看起来有些瘦弱，神情淡漠，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1982年5月26日清晨，台北监狱的铁门被打开后，55岁的李师科在两名法警的羁押下出了牢房。 他特意要求换上新短袖衬衣，又让狱警帮忙理了理头发。 这个曾在抗日战场扛过枪、在台湾街头修过自行车的老人，此刻神情淡漠。 他知道，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程，到了。 1927年，李师科出生在山东昌乐的穷苦农家。 小学没念完便辍学，15岁时他已跟着张天佐的部队打游击战。 抗战八年，他在无数枪林弹雨中跟着队伍转移，打伏击战。 抗战胜利后，他被编入了王耀武的部队，参加了济南战役。 1948年，国民党败退，先是跟着部队撤到了青岛，随后又到了台湾。 那时的他，总想着打完仗就能回家了。 可到了台湾，才知道自己成了“外地人”。 32岁退役那年，他揣着微薄的退伍金，开始在台北街头修自行车、拉出租车。 邻居们爱找他修东西，因为他手艺实在。 孩子们爱跟他玩，因为他脾气软和。 可日子久了，积蓄见底，他租住在漏雨的棚屋里，看着银行橱窗里的钞票堆成山，听着富人抱怨贷款难批，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我们拼了命打江山，怎么到头来，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这种憋屈，在1980年1月7日爆发了。 他盯上了台北金华街的保安警察李胜源，用自制手枪射杀对方，抢走配枪。 这把枪，他藏了两年。 不是为了报复，是想“干票大的”，给自己和同样潦倒的老战友留条活路。 1982年4月14日下午3点20分，李师科戴着假发、鸭舌帽和口罩，闯进台湾土地银行古亭分行。 他早踩过点，这里警卫少，常调人去护运钞车，柜台流程也熟。 他举枪喊“要一千万”，警告所有人别动，又开枪打伤副理林延湖，跳上柜台抢走531万新台币。 逃亡的23天里，他把400万交给信任的老战友保管，说“暂时寄放”，又留了点钱给战友女儿当学费。 自己只花了5万，买了电视、电饭锅和电动刮胡刀。 他不是贪财，是想给破碎的生活，添点“体面”的盼头。 可命运没给他机会。 老战友扛不住200万悬赏的压力，举报了他。 警方顺藤摸瓜，在和平西路出租屋逮捕李师科。 被捕时他没反抗，只说：“该来的，还是来了。” 案件按戒严法移交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以“杀人及抢劫罪”判处死刑。 庭审时，李师科站着听判决，没多话。 他知道，自己杀警、抢枪，罪证确凿，更明白，在当时的司法体系里，退伍老兵的委屈，抵不过“危害治安”的罪名。 5月26日，他被押往新店安坑刑场。 那天早晨，他保持直立，像当年在游击战里那样。 枪声响起，他倒在血泊里。 这个曾为国家扛枪的人，最终成了时代的注脚。 李师科案像面镜子，照出台湾戒严时期的多重疮痍。 退伍军人的生存困境，抗战老兵、内战败军，成了“被遗忘的群体”。 他们没得到应有安置，许多人像李师科一样，挣扎在温饱线，对社会积怨日深。 警方为破案刑讯逼供，导致出租车司机王迎先被屈打成招，最终跳溪身亡。 这起“冤案”推动台湾1982年修订《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有权随时选辩护人，禁止刑讯。 而李师科的事情在民间却被大家称为“义贼”，甚至有人塑像供奉。 这不是歌颂犯罪，是底层民众对“不公”的无声抗议。 当普通人看不到出路，连“劫富济贫”都成了奢望。 李师科的一生，从抗日小兵到死刑犯，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时代的缩影。 他抢银行不是为了享乐，是想给潦倒的生活留点希望。 他接受死刑不是懦弱，是看透了“挣扎无用”的绝望。 如今，台湾银行仍保留着“进门脱帽脱口罩”的规定，王迎先的名字被刻在冤案纪念碑上，李师科的故事被写进历史教材。 这些“后遗症”，都在提醒我们每个被时代抛下的个体，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个看似“离经叛道”的选择背后，都藏着未被看见的苦难。 李师科不是“坏人”，只是个被时代辜负的老兵！ 主要信源：（大众日报数字报——1982 李师科案-齐鲁晚报数字报、 界面新闻——李敖回忆“荣民”和“李师科抢劫银行事件”|界面新闻 ·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