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倪匡伪造多种公章、证件、介绍信，由内蒙古畏罪潜逃至广州，七月间偷渡至澳门，最终逃到香港。 1957年，那时候的倪匡，才22岁，是个热血但又棱角分明的上海青年。初中毕业后，他上过干校，参过军，最后被分配到内蒙古一个农垦总队，说白了，就是劳动改造。那地方，天高皇帝远，但规矩比天还大。 年轻人嘛，总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他在那里干的活儿五花八门，甚至还负责管养几条凶猛的狼狗，用来防范野狼。有一次，一只狼狗挣脱了，把总队的领导给咬了。这事儿不大不小，但足够让他心里发毛，总觉得有双眼睛在背后盯着他。 真正把他推向悬崖的，是一把火。 内蒙古的冬天有多冷，没去过的人很难想象，零下三四十度是家常便饭。一天，倪匡和几个同事运煤，半路上烧的柴火用完了，车也快冻熄火了。人在极寒之下，脑子是会短路的。他看着路边一座小木桥，心一横，带着人三下五除二就给拆了，当柴烧了取暖。 在当时，这可不是小事。这座桥是交通要道，他这一拆，直接导致一辆拖拉机掉进冰河里，还出了人命。事情很快被定性为“破坏交通设施”，往大了说，就是“反革命破坏罪”。 调查组下来了，风声越来越紧。倪匡心里清楚，在那个年代，这顶帽子一旦扣上，这辈子就算完了。他每天活在恐惧里，睡不着觉，总觉得末日随时会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赌一把。他决定：逃！ 这可不是现在买张高铁票说走就走的旅行。在1957年，没有介绍信，你寸步难行，连住个小旅馆都登记不了。倪匡被逼到绝路，爆发出了惊人的“才能”——他开始伪造文件。 他找来萝卜，模仿公章的字体，一笔一划地刻。又找来纸和笔，模仿领导的签字，给自己开了一张去“南方探亲”的介绍信。 就这样，靠着这些足以掉脑袋的假证件，他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从内蒙古到齐齐哈尔，再到大连，换乘轮船到上海。每一站，他都提心吊胆，生怕哪个关卡被人盘问，识破他的伪装。在火车上，他不敢多说话，眼睛时刻留意着穿制服的人。那种感觉，就像一部没有配乐的谍战片，所有的紧张全压在心里。 他在上海短暂逗留，不敢回家，怕连累家人。最后，他把目标定在了更南边——广州。因为那里，离香港和澳门最近。 抵达广州后，真正的挑战才开始。他身上的钱所剩无几，必须尽快离开。七月的一个晚上，他通过蛇头，挤上了一艘开往澳门的小渔船。在海上颠簸的时候，他回头望向漆黑的海岸线，不知道自己这一走，是对是错，甚至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看到太阳。 从澳门辗转偷渡到香港，当他双脚踏上这片土地时，身上几乎一无所有，唯一拥有的，就是一种劫后余生的虚脱感和对未来的茫然。他不会说广东话，没有任何门路，只能去码头、去工地干苦力，扛大包，赚最辛苦的钱。 命运的转机，有时候就藏在一张旧报纸里。 干活休息的时候，工友们都在传看报纸上连载的武侠小说。倪匡也拿来看了几眼，少年时饱读诗书的底子让他脱口而出：“这写的什么玩意儿？这水平，我也能写！” 工友们都笑他吹牛，一个扛大包的，还想当作家？ 这句话刺激了倪匡。他想，是啊，我为什么不能写？他翻到报纸的版权页，记下了报社的地址。第二天，他就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身还算干净的衣服，直接找上门去。当时《真报》的老板看这个年轻人有点意思，就让他当场写一篇。 倪匡抓起笔，多年的阅读积累在这一刻全部喷涌而出。 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交上去。老板看完，当即拍板：你明天来上班吧！ 从此，那个在内蒙古畏罪潜逃的青年倪匡“死”了，在香港文坛，一个名叫“倪匡”的作家诞生了。他自称“写稿佬”，靠着一支笔，不仅养活了自己，还把全家人都接到了香港。他的妹妹，后来也成了大名鼎鼎的作家——亦舒。 当然，他最成功的，还是“卫斯理”系列。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外星人、神秘事件，在那个年代，简直是给读者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很多人说，倪匡的脑子像个外星人，这或许和他那段离奇的逃亡经历有关。一个在绝境中靠着想象力和胆识活下来的人，他的思维，注定和普通人不一样。 他和金庸、古龙、蔡澜并称“香港四大才子”，是至交好友。最著名的段子，莫过于他给金庸代笔写《天龙八部》。金庸出国前千叮万嘱，让他手下留情，别把角色写死了。结果倪匡玩心大起，因为讨厌阿紫，大笔一挥，就把阿紫的眼睛给写瞎了。金庸回来一看，哭笑不得，但报纸已经登了，改也改不回来，只好顺着往下写。 这件事，足见倪匡的性格：我行我素，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 这或许也是他当年敢于拆桥、敢于伪造公文、敢于逃亡的性格底色。 后来，香港回归前夕，他又一次感到了“恐惧”。他害怕自己的“前科”被翻出来，于是举家移民去了美国。很多人说他一辈子都在“逃”，从内蒙古逃到香港，又从香港逃到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