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金庸回到阔别十年的老家海宁袁花镇，见到了父亲新娶的妻子，也就是他的继母。可是，金庸看到她十分尴尬，而继母看了他好一会儿，突然伸出双臂紧紧抱住他，失声痛哭。 1946年，那年查良镛22岁，已经是上海《大公报》的一名记者了。抗战胜利，百废待兴，他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了整整十年的老家——浙江海宁袁花镇。十年，对一个少年来说，是从懵懂到青年的全部时光。这十年里，他经历了战火、逃难、求学被开除的委屈，也见识了太多家国飘零的惨状。可以说，他是带着一身风尘和满腹心事回家的。 推开老宅那扇沉重的木门时，他心里肯定五味杂陈。院子还是那个院子，但家里的人事已经全变了。母亲早逝，父亲也在三年前病故。如今，撑着这个家的，是父亲后来娶的妻子，他的继母顾秀英。 说实话，这局面挺尴尬的。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面对一个素未谋面、只在书信里听过的“母亲”，能说啥？查良镛就那么站着，有些手足无措。而那位继母，穿着一身简单的靛青布褂，看着眼前这个西装革履、模样依稀有几分丈夫影子的“大少爷”，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空气就这么僵着。可就在查良镛准备开口打破沉默时，继母突然快步上前，一把将他紧紧抱住，然后就失声痛哭起来。那哭声里，有委屈，有辛酸，但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激动。 这一抱，把查良镛给抱懵了。但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真正让他，也让我们这些后来的读者，明白了这一抱千金重的分量。 这位继母，在乱世中守护的，不只是一个家，更是中国武侠文学史上最珍贵的一颗火种。 原来，在查良镛离家的这十年，尤其是他父亲去世后的那几年，家里全靠这位继母撑着。查家是书香门第，也是当地望族，但战争一来，什么“五世翰林”的牌匾都挡不住炮火。家里钱庄生意艰难，顾秀英一个女人家，硬是变卖了自己的陪嫁首饰，才勉强维持着一大家子的生计。日军空袭时，她一个人背着瘫痪的祖父躲进防空洞，硬是没让老人家受一点惊吓。 这些，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但真正让查良镛红了眼眶的，是继母带他走进地窖，打开一口樟木箱子之后。 箱子里没有金银细软，全是泛黄的纸张。顾秀英颤抖着手，从里面捧出一本本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查良镛定睛一看，瞬间就呆住了。 那里面，有他十三四岁时涂鸦的《游侠小传》；有他十几岁时发表在报纸上的各种“豆腐块”文章；最让他震撼的，是一本手工装订的册子，里面是父亲查枢卿亲手从报纸上剪下来，为他粘好的武侠小说连载——《荒江女侠》。他还记得，12岁那年，父亲把这本册子交给他时说的话：“你每次看完报纸总说找不全，爹给你攒齐了。” 这本剪报，他以为早就在战火中化为灰烬了，没想到，继母竟然替他保存了下来。更让他破防的，是箱子里还有几本账本。账本的背面，密密麻麻全是继母用蝇头小楷抄录的文字。那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女人，一笔一划抄下的他这些年发表在《东南日报》上的所有文章。 她甚至还在旁边做了些可爱的批注，比如“这段骂贪官真解气”，“这里要是能有个大侠出来就好了”。 看到这些，你才能真正理解她那一抱的含义。她抱住的，是这个家终于回来的主心骨；她痛哭的，是这十年所有的坚守和等待，在这一刻终于有了交代。她对查良镛说：“你爹临终前交代，说你早晚要当大作家的，这些东西一定要留给你。” 我们总说金庸的武侠世界构建得如何宏大，家国情怀如何深沉。可他的第一位“读者”和“编辑”，竟然是这样一位在乱世中挣扎求生的继母。 她可能不懂什么文学理论，但她朴素地认为“老百姓就盼着行侠仗义的好汉”，这句话，比任何高深的理论都更能点燃一个创作者的火焰。 据说，查良镛翻到自己15岁写的一篇叫《义仆老张》的短篇时，继母在旁边念叨：“这个老张，要是会武功就好了！” 这句话，就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查良镛的某个心窍。十年后，《书剑恩仇录》横空出世，江湖上多了一个叫“金庸”的“大侠”。 我们后来在他的小说里，总能看到一些相似的影子。《倚天屠龙记》里，赵敏想方设法藏匿《武穆遗书》，那份小心翼翼，那份对重要之物的守护，是不是就有继母在地窖里用油纸包书的影子？很多故事里都有久别重逢的感动，那份真挚的情感，或许就源于1946年老宅里的那个拥抱。 1994年，功成名就的金庸回到老家，重修查家老宅。他特意在父亲的书房里，按原样复原了那口樟木箱。有记者好奇地问箱子里藏着什么宝贝，81岁的老先生只是神秘地笑了笑，说：“这里头，藏着两位女侠。” 所有人都以为他说的是黄蓉、小龙女。但其实，他指的是两位现实中的女性：一位是给了他生命的生母，另一位，就是那位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为他守护了整个文学世界火种的继母，顾秀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