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被捕入狱的女战士在给鬼子洗衣服时，发现了自己丈夫的衣服，她瞬间明白了原来自己被抓是因为丈夫当叛徒出卖了自己，于是她想到一个办法，用一张纸条巧妙的借日军之手除掉了丈夫。 田仲樵原是山东一带的抗日妇女工作骨干，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往沦陷区发展群众、联络情报。她的身份相当敏感，活动也极为隐秘。 1939年春，田仲樵在一次行动中被日军特务逮捕，初期并没有遭到严刑逼供，而是被派往给日军高级军官洗衣服、打杂。 这看似是种“优待”，但在当时的情报环境下，敌人往往通过这种方式引诱被捕者放松警惕，以便套取信息。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看似平静的日子里，田仲樵在洗衣服时偶然发现了一件熟悉的军衣。她很快确认这件衣服属于她的丈夫。 这不是单纯的认错，人对亲密之人的物品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识别能力。她当时被捕前没有暴露身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她的行踪，而她丈夫恰恰是其中之一。 事后据山东抗日根据地口述历史资料汇编中记载，这位丈夫后来在审讯中已明确被定性为叛徒，确实出卖了田仲樵的藏身地点。 我们现在回头看，不难理解为什么田仲樵会选择在那样的环境下做出反击。但她的反击不是情绪化的冲动，而是一种极具策略的反制。 她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试图逃跑，而是在洗衣物的过程中，用一张小纸条写下了她“丈夫”与“其他地下组织成员”的名字，故意伪装成告密者的口吻，将纸条藏进洗好的衣物里交给日军。 这种方式，看似简单，却让日军误以为抓到了新的线索，随即展开内部排查，并最终将她的丈夫以“通共嫌疑”处置。 这件事的巧妙之处在于，田仲樵并未亲自动手，也没有暴露自己，而是将整个局面引导到敌人内部的猜忌之中。 在那个时期，日军与伪军之间的信任极为脆弱，很多伪军为了自保甚至互相告密，田仲樵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在她那种身陷囹圄、几乎无力反抗的处境下，还能冷静设计出这样一套逻辑缜密的“反杀”方案，不得不说，她不仅有信仰，更有极强的心理素质和情报意识。 田仲樵的这一举动，不仅是对个人背叛的回应，更是对组织安全的一次保护。因为她知道，如果她的丈夫已经投敌，那他知道的其他同志信息也极有可能被泄露。与其等着更多同志落入陷阱，不如先斩断这条潜在的破口。 当然，有人会问，这样做是否太绝了？毕竟是夫妻。这个问题如果放在今天的价值观体系下，确实耐人寻味。但我们必须承认，在那个年代，信仰是很多人活下去的唯一理由，而组织纪律高于一切。 田仲樵用这张纸条，不只是对一个背叛者的清算，更是对自己信仰的捍卫。我们今天讲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歌颂某种“狠”，而是希望理解，那些在历史尘埃中被忽略的女性，其实早已在无声处做出了惊天动地的选择。 这件事给我们今天最大的启示是什么？我认为是：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往往意味着要付出代价。而像田仲樵这样的无名英雄，他们所做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冷静而坚定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