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远征军副师长齐学启被俘，面对日军的劝降，他说:“中国军人，可杀不可辱！"说完，他猛然夺过军刀，正要自杀，却被日军拦住。 在一位名叫约翰的英军战俘日记里，齐学启被形容为“一块烧红的铁，哪怕被囚禁，也在发烫”。这个比喻，精准得可怕。 我们很难想象，那个在缅甸仁安羌丛林里，浑身被弹片划开三道口子依然冲锋的副师长，和那个刚被俘虏就夺刀抹脖的阶下囚，是同一个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个人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绝境里，都燃烧着同一种滚烫的刚烈？ 毋庸置疑，他绝非一介有勇无谋的莽夫。其行事之间，自有一番深思熟虑与周全考量，绝非仅凭匹夫之勇行事之人。这个毕业于清华大学、又去美国诺维琪军事学校深造的精英，比谁都清楚战争的逻辑。 他的上级，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还是他的清华同窗。这样的智识背景，让他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带着一种清醒的决绝。 1942年4月的仁安羌，就是他选择的第一个考场。七千多名英军被围困，断水断粮三天，眼看就要全军覆没。齐学启带着手下不足千人的113团，根本没等后续部队，直接就冲了上去。 那是一场持续了三昼夜的血战，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这不是简单的执行命令，这是一种超越了战术的道义担当。 而最终让他陷入绝境的，也不是战败，而是另一个选择。为了照顾十几名掉队的受伤官兵，他与主力部队失联，在乌有河畔遭日军扫射，重伤昏迷，成了俘虏。这个选择，把他从一个功勋卓著的战场指挥官，推向了另一场更残酷的试炼。 在仰光，中央战俘营宛如一座无形的堡垒，成为了他的全新战场。这里虽不见硝烟弥漫，却处处暗藏挑战，而他即将在此开启新的战斗篇章。战斗，从未停止。日本人发现他的高级军官身份后，又是送药又是给饭，企图软化他。 他直接打翻医生的药瓶，吼着“宁可烂死，不用你们的药！”干净的军服扔掉，香喷喷的米饭，他用绝食来回应。 他以一己之躯，毅然决然地矗立在那里，如同一座巍峨的山岳。在无形的硝烟中，硬生生地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着身后的安稳与希望。 当汪伪政府派来的说客，递上“军政部长”的委任状时，他当着所有人的面，一把将其撕碎。他指着对方的鼻子说：“你们穿的衣服，沾着中国人的血，别脏了我的眼睛。”言语，成了他最锋利的刀。 他绝非仅为一名防守者，于赛场之上，他更是无畏的进攻者。防守时稳若磐石，进攻时锐不可当，以双重姿态诠释着竞技的魅力。 他主动用自己的草药为受伤的英军包扎，教他们如何止血。每天，他都会用中英双语，给来自不同国家的战俘们，讲述文天祥和岳飞的故事。 他要把中国人的忠义和必胜的信念，像种子一样撒进每个人的心里，让他们知道，有一种精神是无法被征服的。 他做到了。他成了这座人间地狱里的“精神灯塔”。 1945年5月9日，在去厕所的路上，几个已经投敌的中国叛徒，从背后将刀捅进了他的腹部。他倒下时，只对行刺者说了一个词：“叛徒”。日军赶来，提出了最后的交易：只要签字投降，就立刻施救。他看着他们，笑着摇了摇头。 他在生命的最后，声音虽已微弱却依旧掷地有声：“我死不足惜，身后还有千千万万中国军人前赴后继。侵略者们，你们绝无胜算！”五日后，他终因伤势过重，溘然长逝，年仅四十五岁。生命在这残酷的伤痛中戛然而止，却留下无尽的悲叹与缅怀。 战俘们偷偷将他的遗体埋在营区后面，立了一块木牌，用中英双语写着：“中华英雄齐学启之墓”。抗战胜利后，约翰那些被解救的战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祭拜他。 约翰后来写书说：“我见过很多勇敢的人，但没见过像他这样，把尊严刻进骨头里的人。” 他离去时，未留下子嗣，亦无财产留存。然而，他那超凡风骨，恰似璀璨星辰，穿透岁月迷雾，化为世间最珍贵的遗产，熠熠生辉。 他的灵柩回归故土后，最终安息于长沙岳麓山。青山有幸，自此他与这秀丽山川相融，在岁月长河中静享安宁。 他的同学孙立人说：“学启走了，但他的骨头，会永远撑着中国人的脊梁。”墓碑上，就刻着他在囚笼里呐喊过的那句话：“中国军人，可杀不可辱！” 信息来源：湖南省文史研究馆--英灵化作中华魂——“现代文天祥”齐学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