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9年初，曹叡病死，他死前在托孤大臣人选上的犹豫不决，为后来曹魏的覆灭，埋下了

239年初，曹叡病死，他死前在托孤大臣人选上的犹豫不决，为后来曹魏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曹叡在弥留之际，最忧虑的是辅政大臣的人选问题，毕竟他死之后，继位的曹芳只有八岁。 当年，曹叡的父亲曹丕临终前，安排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四位大臣辅佐，借助宗亲与士族相互牵制的方式，构建出一套不错制衡体系。 然而，当曹叡病重之时，曹真、曹休、陈群已相继离世，朝堂之上，仅剩下司马懿这一位资历深厚的老臣。 彼时年过六旬的司马懿平定辽东不久，已然是功高震主，这让曹叡对他既倚重又充满戒备。 曹叡最初的思路十分明确：依靠宗亲势力守护幼主。他拟定的第一份辅政名单，俨然是一个 “曹家亲信团”：任命燕王曹宇（曹操之子、曹叡之叔）为大将军，再搭配夏侯献（夏侯氏宗亲）、曹爽（曹真之子）、曹肇（曹休之子）、秦朗（曹操义子）四位心腹。 可这份 “宗亲班子” 刚确定，意外就随之而来。曹宇突然多次向曹叡请求辞去辅政之职，他给出的理由很实在，就是能力不足以担此大任。 曹叡急得亲自召见曹宇，竭力劝说他接受任命，可这位叔父态度坚决，无论如何都不愿接手这个烫手山芋。 而在另一边，曹肇、夏侯献等人还无意间得罪了两个惹不起的人，中书监刘放与中书令孙资。这两位掌管朝廷机密的近臣，便趁机在曹叡面前挑拨离间，称曹肇等人 “有不轨图谋”。 第一次托孤计划破产后，曹叡将目光投向了曹爽。曹爽与曹叡的关系也还算融洽，但他的能力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当曹叡告知曹爽要让他担任辅政大臣时，曹爽竟激动得浑身颤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即便如此，曹叡也别无选择， 在曹家宗室子弟中，实在找不出比曹爽更 “可用” 的人选了。 可让曹爽独自担任辅政大臣，曹叡又放心不下。就在这时，刘放、孙资趁机向曹叡进言：“应征召司马懿，让他与曹爽共同辅政。” 就这样，曹叡最终决定让曹爽与司马懿二人共同辅政。但没过多久，他又改变主意，下令暂停此前的任命。 刘放、孙资见状，索性再次入宫，趁着曹叡神志模糊之际，让他写下遗诏，接着当场宣布罢免曹宇等人的官职，这才最终敲定了辅政人选。 239年正月，司马懿从汲县连夜赶回洛阳。病床上的曹叡紧紧攥住司马懿的手，将曹芳拉到司马懿面前说：“这便是未来的君主，仔细瞧瞧可别认错了！” 曹叡还让曹芳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子，上演了一场 “托孤情深” 的戏码。此时的曹叡或许认为，曹爽代表宗室势力，司马懿代表士族势力，这样的组合恰好能效仿曹丕当年的制衡之策，可他却没能察觉这一安排中潜藏的致命漏洞。 首先是两人能力与实力的巨大悬殊，司马懿自曹操时期便入朝为官，历经曹丕、曹叡两朝，先后平定孟达叛乱、抵御诸葛亮北伐、剿灭割据辽东的公孙家，拥有极其丰富的军政经验，且门生故吏遍布朝野。 而曹爽除了 “曹真之子” 这一身份外，几乎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功绩。曹叡生前特意任命孙礼担任曹爽的长史，辅佐他处理政务，可这样治标不治本的安排，根本无法填补两人之间巨大的能力差距。 曹丕当年安排的四位辅政大臣，各有不同职责与侧重点，彼此间能形成有效制约。而曹叡只安排曹爽与司马懿两人辅政，且未设置第三方力量对他们进行牵制。 曹叡去世后，曹爽很快暴露了野心，他先是将司马懿升任太傅，表面上是提升官职，实则剥夺其军权；接着又让弟弟曹羲、曹训掌控京城禁军，将洛阳兵权牢牢握在手中。但这位靠家族势力崛起的权臣，却毫无远见，随后推行的一系列激进措施，得罪了广大士族、地方势力、豪强地主，最终使自己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 面对曹爽的打压，司马懿选择了 隐忍。即便遭到曹爽排挤，他也未选择反抗，反而假装生病在家休养。 历经十年隐忍，司马懿终于迎来反击时刻。 249年正月，曹爽陪同曹芳前往高平陵祭祀先祖，司马懿趁机突然发动政变，以 “皇太后之命” 为由关闭洛阳城门，接管京城禁军，还逼迫蒋济等老臣写信劝说曹爽投降，并承诺 “保障他日后的富贵生活”。 此时的曹爽再次暴露无能本性，面对 “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机会，他竟哭着说：“我即便失去权力，至少还能做个富家翁。” 随后乖乖交出兵权，返回洛阳城。 可司马懿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兑现承诺。曹爽回到洛阳后，很快被安上 “谋反” 罪名，与何晏、夏侯玄等亲信一同被诛灭三族，受牵连被处死的人多达数千。 这场 “高平陵之变” 后，司马懿掌控曹魏军政大权，曹芳从此沦为傀儡皇帝。 回头审视曹叡在托孤之事上的犹豫不决，之后在刘放、孙资的怂恿下，选择了 “无能宗亲 + 老谋深算士族” 的组合，结果既未能保住宗室权力，又给了司马懿夺权的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