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谈判的真正挑战在于它陷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循环：激烈的暴力催生深重的仇恨，仇恨固化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又使得任何涉及实质妥协的谈判举步维艰。 信任的缺失不仅存在于冲突双方之间，也存在于内部政治中。有巴勒斯坦官员指责以色列的谈判代表缺乏足够的授权，他们“只倾听、不谈判”，所有的决定都需要请示国内，这使得谈判步履维艰。而在以色列国内，大规模示威活动又反映了民众的另一面诉求，高达74%的民众支持通过全面停火来换取被扣押人员获释，这给内塔尼亚胡政府带来了双重压力。 在国际层面，外部力量的立场分歧也使得有效的集体行动变得困难。欧盟27国在对以色列政策上就分裂为三大阵营：德国、奥地利等国因历史负罪感倾向于亲以；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则强烈批评以色列并已承认巴勒斯坦国；法国、荷兰等国则持相对中间的立场。 这种内部分歧导致欧盟难以形成统一有力的外交政策。欧盟委员会提出的部分暂停以色列参与“地平线欧洲”科研资助计划的提案，就因未能获得特定多数成员国的赞同而未能通过。 与此同时，联合国报告则持续警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批准或推进的数万套定居点住房单元，正持续蚕食着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领土完整，使“两国方案”的物质基础日益萎缩。 在战术层面，双方围绕人质交换、撤军细节和人道援助的争论是表象；在战略层面，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于安全、主权、尊严和历史正义的诉求无法在现有的方案框架内得到同时满足。 只要一方对自身安全的追求仍被视为对另一方生存权利的否定，只要国际社会无法构建一个超越单方意志、且被双方共同信赖的强制保障机制，那么谈判的僵局就难以从根本上打破，和平的曙光也将继续在血腥的冲突与短暂的停火间歇中若隐若现、忽明忽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