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谭延闿翻身跳到母亲棺材上，青筋暴起：“今日我谭延闿已死！开门！”谭家族老吓得连连后退：“万万不可呀！”谭延闿双眼通红大喊：“开门！” 谭延闿此举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其母子长期受封建家庭制度压迫的必然结果。他的母亲李氏出身卑微，原是谭延闿父亲谭钟麟好友家中的一名丫鬟，后被谭钟麟纳为妾室。 在等级森严的旧式大家庭中，妾室的地位极其低下。李氏在谭家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即便为谭家生下了儿子，她依然常年需要站着伺候丈夫和正房夫人吃饭，只能等主人用餐完毕后才能吃些残羹冷炙。 这种“站着吃饭”的日子，李氏一过就是二十四年。她日常生活中还需忍受大夫人的种种刁难和折磨。 谭延闿自幼聪慧，很小就感受到了母亲因身份而遭受的歧视和痛苦，他曾在年幼时间母亲为何自己被称为“小老三”而非“少爷”，母亲含泪告诉他，只因她是“小老婆”，别人嘲笑他是“庶出”，并告诫他唯有努力读书，将来有出息了才能不受气。 母亲的眼泪和话语深深刺痛了谭延闿，也激发了他通过读书考取功名为母亲争取尊严的强烈决心。 谭延闿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发奋苦读，学业优异。1904年，他在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高中会元，填补了湖南二百年来无会元的空白。 殿试时，其文章书法本俱佳，有说法称原本可为状元，但因慈禧太后因其与谭嗣同同姓且同是湖南人而心生厌恶，将其降为二甲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即便有此波折，谭延闿的成就已足以改变母亲在家族中的处境。 放榜之日，消息传来，正在为丈夫盛饭的李氏激动得失手打碎了碗。谭钟麟也终于宣布，从此允许李氏上桌与家人一同吃饭。 谭延闿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母亲结束了长达二十四年的“站着吃饭”的历史，第一次在谭家获得了些许应有的尊重。 然而，母亲生前境遇的改善并未能完全抹去其妾室身份在封建礼法框架下所承受的屈辱。 1916年李氏在上海病逝时，已担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不惜放下公务，扶灵回乡，决心风风光光地安葬母亲。 但出殡当日，族人们再次以李氏妾室身份、祖制不容为由，坚决反对灵柩从祠堂正门抬出。 对一心欲赋予母亲最后尊严的谭延闿来说，这无疑构成了巨大刺激。此般状况，如重锤般敲击着他，让他内心的愤懑与坚持愈发强烈。族人的阻拦，触及了谭延闿内心深处对母亲一生悲苦命运的不平与愤懑。 情急之下，他做出了躺棺的惊人之举，以“谭延闿已死”的决绝姿态，迫使族人让步。最终，李氏的灵柩得以从正门抬出。谭延闿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为母亲争得了死后哀荣，也表达了对压抑人性、歧视女性的封建族规最强烈的抗议。 谭延闿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和孝道，也深刻影响了他其后的人生轨迹和家庭观念。他对其妻子方榕卿感情甚笃。 方夫人去世后，谭延闿谨记妻子“不可再娶，将子女养育成才”的遗言，并未续弦。即便当时孙中山先生曾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他，他也因对亡妻的承诺而婉拒，并转而认宋母为干妈，与宋美龄以兄妹相称，后来还作为介绍人，促成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 谭延闿一生不纳妾、不续弦，在当时的军政要员中实属罕见，这或许正源于他亲眼目睹母亲作为妾室所遭受的苦难，不愿类似的悲剧在任何女性身上重演。 纵观谭延闿一生，他堪称清末民初政坛举足轻重之人。曾三次督湘，官至国民政府主席。此外，他不仅有反叛精神，更以重视家庭伦理、恪尽孝道著称，是当之无愧的孝子。 他躺棺为母争尊严的行为，是其孝道情感的极致体现，也是对陈旧社会观念的一次公开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