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上世纪初，素有血性，留学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日籍同学辱华他反击激烈，遭日本警视厅拘押18天。西安事变，为避日方监督蒙被窝收听国内报道。抗战全面爆发仓促回国，放弃大医院或高校任职奔赴抗战重伤医院任上校外科主任及战地巡回外科手术上校甲级专科医生，颠沛动荡生死难料却义无反顾，晋升少将军医。胜利赴北平受降接收日军医院改造成河北省立医院亲任院长。父亲任南昌大学医学院教授高寿百岁。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我怀念父亲，敬重他投身抗战以救亡为己任的高尚情怀。 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八仙桌瘸腿，用砖头垫着。父亲却能把一块白纱布叠成豆腐块，刀剪一排，酒精味儿一飘，家就成了“小手术室”。邻居被镰刀砍了腿，他让人家躺在门板上，嘴里塞根筷子，一针一线缝得比绣花还细。缝完拍拍人家肩膀：“好了，明天还能下地。”那人瘸着进来，蹦着出去，父亲只收了一包烟丝。我蹲在墙角，觉得阳光落在他背上，像给超人披了斗篷。 后来翻相册，才看见他年轻时的模样——西装笔挺，头发中分，东京街头叉腰一站，身后樱花落满肩。谁能想到，下一秒他就把拳头挥向嘲笑“支那”的醉汉。警棍敲在背上，他愣是没弯腰，回国船票的钱赔作医药费，他咧嘴笑：“脊梁比日元硬。”那晚他写家书：‘儿誓学成归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字迹龙飞凤舞，像要把纸戳破。 1937年7月，船靠天津港，炮弹在云端开花。他拖着行李箱直奔保定，箱里没和服，只有手术器械和一本《外科学》。抗战重伤医院帐篷搭在玉米地，风一吹，玉米叶子哗啦啦，像无数掌声欢迎这位“海归”。第一天送来二十多个血人，他三天三夜没合眼，最后倒在手术台旁，手里还攥着止血钳。醒来第一句话：“还有几个没缝完？”护士哭着说：“主任，您先缝自己吧，肚子上被弹片划了口子！”他低头一看，白大褂红了大片，嘿嘿笑：“原来我也挂彩了。” 最惊险那次在山西，日军迂回包抄，医院连夜转移。他死活不肯扔下伤员，把伤员绑在自己背上，一手拄木棍，一手拎手术包，翻山越岭二十里。天亮清点人数，少了一个卫生兵。他回头就冲，子弹嗖嗖擦耳，他把卫生兵扛回来，人已经没气。那晚他躲在崖缝里哭，像狼嚎，哭完抹干泪，继续开刀。第二天，伤兵们给他敬礼，他摆摆手：“别敬我，敬你们自己，命硬。”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穿少将军装进北平，昔日“拘押室”里的傲慢面孔成了战俘。他没嘲笑，只说一句：“医生眼里只有病人，没有仇人。”他把日军医院改建成河北省立医院，亲手拆掉太阳旗，挂上白底红十字，让战犯给老百姓挂号、扫地，扫完再进手术室给他递钳子。有人背后骂“软蛋”，他听见了，回一句：“让他们扫地，是教他们怎么做人。” 解放后，他本可以去协和当副院长，却卷起铺盖南下南昌，一头扎进新成立的医学院，住的是日军留下的木板房，半夜老鼠啃书。他说：“我要把‘外科’这门课种在江西红土地上。”讲台是棺材板改的，粉笔是石灰块，学生围一圈，他边讲边画图，粉笔灰落在花白头发上，像下了一层雪。一百岁生日那天，学生从全国各地赶来，齐声喊“老师”，他坐在轮椅上，腰板笔直，回礼：“同学们好，今天不考试，只考良心——别当庸医。” 我成年后，常陪他散步。医院后山有棵老樟树，他摸着树皮：“人活一世，像树长一圈年轮，我的年轮是纱布缝的。”风一吹，树叶沙沙响，像无数伤兵在喊疼。他临走那晚，把我叫到床边，手指在空中划手术结，划完就停了。我把那手势纹在手臂上——外科结，死结，解不开，像他的脾气。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我把他的旧手术刀擦得锃亮，摆在樟树下。刀面映出蓝天白云，也映出他年轻时的怒目。我对着空气说：“爸，如今山河无恙，你当年省下的一块纱布，已长成一片白大褂的海洋。”风掠过，树叶哗啦啦鼓掌，我知道，他在笑。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