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把我枪毙了，也不做官。”北平和平解放后，曾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国民党上将冯钦哉，面对我党的邀请，竟然不为所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步步紧逼，冯钦哉心里的抗日火苗早烧起来了，在陕西大荔牵头开了永久对日经济大会，想从经济上给日本人添堵。 到了1933年春天，日军占了热河又攻长城，他主动请战，带着全师往北平以北赶，就想跟日寇真刀真枪干一场。 后来何应钦让他去打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直截了当拒绝，说冯玉祥是抗日的，自己又是他旧部，就算同姓不同家，也不能对着抗日的人开枪。 1935年，他奉命去秦岭“堵剿”红二十五军，又去“围剿”西北红军，可两次都没打赢，倒也没玩什么弄虚作假的花样。 西安事变爆发时，杨虎城让他进驻潼关防堵中央军，他没听，反而跟国民政府表了态：不做共产党，不拥护张学良，也不跟中央军打仗，还跟着刘峙通电全国反对张杨。 就这样，他脱离了杨虎城，投靠了蒋介石，手下的部队也扩编为第二十七路军，他当了总指挥。 七七事变后，前线吃紧，他又带着部队上了战场，打保定战役、娘子关战役，没敢懈怠。 1938年他的部队编为第十四军团，后来又改第十四集团军，在山西稷山跟日军小林联队硬碰硬，把县城给收了回来。 在晋东南的时候，还跟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一起合作，多次把日军打退，那段时间跟朱老总、彭老总也常来往，没搞什么派系隔阂。 可这年冬天，他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手里的兵权却没了。 他专门去重庆找蒋介石，想带兵打回山西老家，蒋介石当面说给五个军，结果等了一年，还是光杆司令一个。 1941年秋天，他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可察哈尔早就被日军占了，省府只能设在洛阳，他干脆一直在西安家里“办公”，有名无实。 内战打起来后，1946年10月，他参与了对张家口的进攻，后来又当了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张垣绥靖公署副主任、北平行辕副主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 1948年底，北平被人民解放军围得严严实实，傅作义想跟解放军谈和平，冯钦哉站出来支持。 他还奉命去绥远包头接傅作义的谈判全权代表邓宝珊，帮着把和平协议谈成了，没让北平遭到战火。 北平和平解放后，共产党好几次派人来问他的想法，想给他安排合适的工作，他都一口回绝，说政府给了自己《解放证》《市民证》，已经求仁得仁，这辈子知足了，坚决不当官，就想做个老百姓。 邓宝珊、南汉辰这些老熟人反复劝他，他也没松口：“就是把我枪毙了，也不作官！” 他还拿明末清初的傅青主举例，说傅青主明亡后宁愿住土穴也不当清朝的官，自己也要学那样，老百姓才是国家的主人，官吏都是人民的奴仆，自己要当主人，不当奴仆。 后来因为他“归而不顺”，公安局的人以查毒品为名去搜他的家，没找到毒品，却在一间屋里发现个锁着的箱子。 冯钦哉说那是卫兵狗娃的，狗娃和几个警卫之前听说解放军缴了警卫团的枪，不愿被改编就走了。 可搜查人员打开箱子，里面有几支手枪，就说他私藏枪支，把他关进了监狱，还是傅作义、邓宝珊等人出面活动，才把他放出来。 他孙子冯寄宁说：爷爷是个正直人，不拐弯抹角，爱打仗也爱经商，就是不喜当官，还是陕西最早的房地产开发商，成立过通济信托股份公司。 1963年，冯钦哉在西安去世，走完了他这一辈子。 冯钦哉这人，当将领的日子里，身上总带着股矛盾的感觉。 他打日本的心思是真的，1933年拒打冯玉祥，那时候国民党内部不少人忙着搞派系斗争，把“攘外必先安内”挂嘴边，他却能不管上司命令，守住抗日的底线，这在当时挺难得。 后来在晋东南跟八路军合作，也没因为党派不同就处处设防，一起把日军打退，说明他心里清楚，国难当头，抗日比什么都重要。 可他在政治上又常跟着现实走，西安事变里反了张杨投靠蒋介石，也是为了手里的部队和自己的前程。 后来内战打张家口，是服从国民党的命令，可等到北平被围，他又支持和平解放，是知道再打下去，不管是士兵还是老百姓，都得遭大罪，这种时候他守住了做人的底线。 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民国那些地方将领，大多都这样，想守住点什么，可又绕不开派系斗争和权力诱惑，只能在夹缝里找生存的路。 冯钦哉没活成那种人人称赞的英雄，也没变成人人骂的坏人。 他有自己的坚守，比如抗日、比如不打自己人；也有自己的私心，比如为了部队投靠蒋介石；还有自己的执拗，比如宁死不当官。 乱世里的冯钦哉，没活成教科书里的英雄模板，也没堕为人人唾骂的反派，他就像那个年代里的一个普通人，在大时代浪潮里守住自我的难，也照出了人性里从不单一的复杂与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