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周总理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周总理的弟弟曾经考上了黄埔四期，和王耀武等人是同学，在北伐战争还受过伤，你知道他是谁吗？ 有人在问：周总理有弟弟吗？名字叫什么？ 他叫周恩寿，字“同宇”，生在1904年，也就是光绪三十年。那一年北洋水师已经没了声响，慈禧快油尽灯枯，帝国的根骨一根根断。 他出生时，周家已经走下坡，祖上留下来的那点书香气，在岁月里被蚕噬得不剩几页。 他是兄弟里最安静的那个，年纪又最小。 小时候家里实在拮据，最后送去天津，过继给四伯。 那时候他才十四岁，背着书包从淮安一路坐船北上，到天津站下来的时候，风大得吹得他耳朵疼。伯父是个没孩子的老派读书人，规矩多，话少。 他每天按时背书，给伯母打水，冬天的水缸结着冰，他赤手掀起水桶沿，那种冷是钝的，钻进骨头里，但他忍着不出声。 成绩好是真的，跳级跳得飞快，老师喜欢他，常常夸他将来必成大器。 可他自己知道，读书这条路，是在吃别人剩下的饭，伯父念他乖巧，也只是“念”——没亲人间的情分。 南开中学那年，他走运考上了。 去报名那天是个秋晨，黄叶铺了一地。他穿着伯母用旧布缝的外套，袖口泛白，站在大门口看着“南开”两个字愣了好久。 他知道，这是哥哥也来过的地方。 他一直看着哥哥的背影长大，周恩来早几年就在外面“搞革命”了，那是个热词，带着危险的香味。 他不多问，只是默默学着。1924年那年春天，他悄悄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正式转党时没人催他，他也没和家里说，签完字，回家照常给伯母洗碗。 他是“觉悟社”的交通员，跑腿送信，有一次夜里十一点在小洋楼门口等人，风吹得他鼻子发红。 有人递给他一个包裹，说一句“记得烧”，就走了。 他把包揣在怀里，跑了两条街才停下来，心跳得像鼓一样。他记得那晚邓颖超请他吃了碗热汤面，给他织了一双毛线棉鞋。穿上的那一刻，他竟有点想哭。 1926年，他进了黄埔，是第四期，政治科。 穿上军服那天，他站在镜子前照了又照，脸还有些稚气。 他跟林、文他们一批，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将来谁会爬到哪一层楼。教官讲课讲得快，他用小本记得密密麻麻。 有人觉得他太文气，他不辩，黄埔的日子短，才六个月，他就跟着北伐队伍走了。 武昌战役的时候，他在前线做宣传员。 哪有专职的岗位，喊完口号就要跟着冲，他腿上中了一片弹片，疼得浑身打颤。 是郭沫若和胡公冕把他从前线拉回来的，两人一人抄一只胳膊，边走边骂“你小子不要命了？”他躺在担架上，眼睛望天，觉得那片天低得快压下来。 伤还没好全，他就又去了武汉。 在那儿干了个听起来挺大的职务，叫“邮电检查委员会主任”。 其实就是审查电报，过滤言辞，顺带再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信件。蒋介石当时还没撕破脸，对周恩来这边装得客客气气。给他弟弟安排个位置，也算投桃报李。 可他那年犯了个错，不大，也不小。 说穿了，是动了情。 一个女学生，姓什么没人记得了他，写信求调，说想缓一缓。 没等回复，他人就走了。 周恩来听说后，气得拍桌。那份“擅离职守，撤职查办”的处理报告，是他亲手批的。 句子写得干脆，像刀子，一下扎进他弟弟的心里。 他不吭声。 那年冬天，他去了上海，干了几个月的地下工作，白天装作在商号当学徒，晚上传消息。 有次传完密信，他在黄浦江边站了很久，江风拍打着栏杆，他想起哥哥说的那句“你要自律，不要连累别人”。 他心里委屈，也疲惫。 没几个月，他向组织提出，想读书，不干了。 没人留得住他。 连邓颖超都劝不动，他脱党，自己一人去了吉林。 那年他开始用“周同宇”这个名字，“同宇”是他早年的字，用起来不算假。 从此，他退场了。 像舞台上一盏灯，啪地一下熄灭，可命运总会绕回来。 1928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从上海出发，打算取道东北去莫斯科开“六大”。 在青岛被人盯上，日本特务一路跟踪到大连，最后抓进水上警察厅。关了一夜，没查出证据，放了。但他们知道，还不算安全。 下火车那一站是吉林。 周恩来写信给弟弟，信里写着“问舅父安”“大鸾已过”。 这几个字一落，周恩寿马上明白：危险到了。什么也没说，他带人接应，把两位从小站口接走，在一个客栈里藏了一夜。 夜里外面有人敲门，他拿着棍子站在门后，手心全是汗。 他知道，只要那晚出事，他们仨都活不成。 那是他最后一次为组织做事。 之后，他就像被一只手悄悄推到人群后面，没人再提起他。他在吉林过普通人日子，偶尔教教书，写点文章。新中国成立后，他照例不接受安排，也不去走门路。 周恩来在家规里写明：“亲属不得以我之名谋私。”他记得。 1974年，周恩来病重。 有一晚，他对侄子侄女们说：“你们父亲，脱了党，但我信他不会出卖我们。他，还帮过我们。” 1980年起，周恩寿才作为政协委员出现在报纸上，名字还是那个：周同宇。 1985年5月13日，他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