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捷生被军阀杨森侄女收养，晚年忆养母：我对她说不上是什么感觉 ［1944年仲夏的夜里］“孩子，你终归得姓贺。”病榻上的瞿玉屏拉住九岁女孩的手，声音微弱却笃定。那一刻，贺捷生意识到，自己的身世再也藏不住了。此后，她的人生轨迹开始加速转向，直至多年以后回忆起那位抽着大烟却又无法割舍的养母，她仍说不清究竟爱还是怨。 1935年11月，湖南桑植一声婴啼，迎来红二方面军里最小的“战友”。贺龙给这个在枪炮声里降生的女儿起名捷生，寓意旗开得胜。不到半个月，部队形势陡变，襁褓里的她被放进简易竹篮随队转移，长征对于她来说并不是故事，而是真刀真枪的日常。 草地最艰苦的那段日子，前队啃掉了能入口的根茎，后队只能翻找被踩烂的苔藓。奶粉更是奢侈品，警卫员把自己的口粮嚼碎后兑水喂她。若干年后，她听父亲半开玩笑地说，“姑娘，你那会儿跟咱们一个编制，没人敢抛弃你。”听者笑，她却想哭，因为她知晓那是很多牺牲换来的幸运。 抗战全面爆发时，贺龙调任一二〇师，蹇先任奉命去苏联。夫妻一合计，孩子不能跟着奔波，只能托付旧部。于是，1937年秋，秦光远、瞿玉屏领了个比肩上挎包还轻的小姑娘踏上回湘之路。临别前，贺龙叮嘱一句：“名字不能改，根不能断。”这句嘱托像钉子，钉进瞿玉屏心口。 秦家早有三张小嘴嗷嗷待哺，经济压力肉眼可见。瞿玉屏自觉更合适，便又把孩子接到洪江。瞿夫人杨世琰，出身川军将门，二十来岁便沉迷牌桌与烟枪，对外宣称孩子是从育婴堂抱来，倒也合情合理。于是，“瞿家姑娘”在一片误解和烟雾里长大。 杨世琰不是恶人，只是缺乏母亲应有的耐性。她睡日头起月亮，衣衫往往随手披，孩子的衣服干脆用自己的旧衫改成。街坊邻里说这女孩像风筝，线在却没人牵。所幸隔壁兰姐心细，缝缝补补让她体面些。遗憾的是，好人并未长久，兰姐婚后命途多舛，十六岁便香消玉殒，捷生的“外援”戛然而止。 相比之下，瞿玉屏的爱直接而朴素。十几天一次回家，第一件事便是课堂小测验般核对功课，第二件事给她讲时局、讲隐秘的兵运。小女孩听不懂全局，却记住一句话：“读书才有选择的资格。”为这句话，她认真到夏天也把笔记本夹在袖口。 转折来的太快。1944年6月，瞿玉屏运送药品途中遭敌机轰炸，脊柱重创。回洪江没几天，他撑着最后口气交代身后事。那夜电闪雷鸣，他把妻子与女儿叫到床前，先告知身世，再留下一袋碎银元作学费。杨世琰惶恐地点头，捷生哭得发颤，她从未想过离别如此决绝。 丧夫之后，杨世琰带着孩子改名换姓逃到乾州。她仍打牌吸烟，只是添了些对陌生环境的戒备，几乎不让捷生独自出门。小院的木门像一道牢笼，女孩靠背书与默写排遣寂寞，偶尔抬头，能看见屋瓦上的青苔，像极了草地上难以下咽的那种。 乾州民族中学招生那年，她考了全镇第一。录取通知书需要两担稻谷的学费，杨世琰摊开双手，无力也无心承担。其实瞿玉屏留的银元足够，但已被赌债和烟土耗个干净。眼看入学无望，一位受过瞿家恩惠的老商人提出资助。女孩终于跨进校园，却与养母的距离越来越远。 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军进入乾州。部队里有人认出这位眉眼酷似贺龙的小姑娘，层层联系后，一纸公函把她接到父母身边。重逢场景并不煽情：蹇先任摸摸她的发尾，“个子挺高了。”贺龙点头，“像我年轻时。”父女对视几秒，握拳敬礼，礼毕，相视而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多年以后，有记者问她对养母的评价，她想了很久，只抛下一句：“说不上是什么感觉。”大烟、麻将、冷淡，与其说恨，不如说陌生。可她同样承认，如果没有杨世琰把她藏在烟雾和牌局背后，国民党地方武装也许早已循迹而来，后果难料。情感纠葛就在这里打了死结。 至于瞿玉屏，她始终用“恩公”来称呼。南京军区任职那年，偶有人提起“瞿师长”，她立刻起身端正衣襟，以军礼致敬。她说：“我记得他讲过的每一句话，也记得他死前的眼神。”那是她一生为人、为官的底线。 贺捷生晚年在北京总政干休所整理回忆录，草稿本上出现一行潦草小字：“母爱不能强求，恩情却需铭记。”她停笔良久，没再改动。这句话，也许就是她对养母那份道不清的复杂情绪最准确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