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个寡母的4个儿子都在战场上牺牲了。她把一团棉花塞进最后一个儿子嘴里，然后用力搂住胸膛，紧紧的捂住嘴巴，直到把儿子捂死后，她才放松下来。她没有后悔，反而高兴地说：“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会这样做！ 邓玉芬1891年出生在北京密云水泉峪村，家里穷得叮当响，从小帮父母干农活，捡柴禾照看弟妹。成年后嫁给张家坟村的任宗武，两人没房没地，借住亲戚家，靠租地主的地过日子。夫妻俩起早贪黑，锄地播种，收获时肩挑回家，生下七个儿子，本想人丁兴旺能熬出头。1933年，日本军队控制当地，把村子划入伪满洲国，村民得改说日语，学校教日本歌，忘掉中国根。邓玉芬不识字，但明白这是在毁人，她在家纺线时教孩子们记住家乡话，避免忘记祖宗。日伪军抢粮食，鞭打不服从的人，她家常常饿肚子，但她咬牙扛着，不让儿子们低头。 1940年春天，八路军第十团进密云西部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战士们在村口讲打鬼子的事，邓玉芬挤人群听，双手握紧锄把。回家和丈夫商量，家里没钱没枪，但有儿子，就让他们去抗日。大儿子永全、二儿子永水先加入白河游击队，背简单行李步行上山。几个月后，三儿子永兴从地主家逃回，身上带伤，她让他也去游击队。四儿子永合、五儿子永安在外做工，她叫他们回来，加入村自卫队。他们练习射击，站岗放哨。邓玉芬操持家务，带小儿子们开荒，用锄头挖土，种玉米高粱。丈夫任宗武运军粮，背麻袋翻山。她掩护伤员，在窝棚生火煮粥，用布条包扎伤口。 1941年冬天，日军搞三光政策，烧村子制造无人区，邓玉芬带家人转移山沟，搭草棚过夜。1942年3月，抗日政府号召回山春耕，她让丈夫和永合、永安先回猪头岭搭棚。几天后传来消息，他们在地里干活时日军袭击，任宗武和永安当场被杀，永合被抓。邓玉芬拉起小儿子们，扛工具回猪头岭，继续耕地。同年秋天，永全在盘山战斗中阵亡。1943年夏天，永合在鞍山监狱被折磨死。秋天，永水负伤回家，因缺药伤口感染，死在炕上。邓玉芬一次次失去亲人，却加倍干活，缝军鞋做饭食，支援前方。她把战士当成自家孩子，叮嘱小心。 1944年春天，日伪军围剿猪头岭周边，烧房屋抓人，制造无人地带。邓玉芬53岁，身边剩六儿子和小七儿。小七儿刚满7岁，瘦弱。敌人搜山紧，她背小七儿和区干部乡亲逃进隐蔽山洞。洞狭窄阴冷，入口用树枝遮，四周陡峭岩壁。大家几天没吃，小七儿饿得发烧，脸色苍白。他不懂事，开始哭闹，扭身要回家吃饭。哭声在洞回荡，邓玉芬用手拍他背，低声哄。可小七儿哭更大声，泪流满脸，双手抓她衣服。敌人脚步近，士兵枪托戳草丛，骂骂咧咧。洞里人屏息，脸色发白。 情况危急，邓玉芬从棉袄撕下脏棉絮，塞小七儿嘴里。他瞪眼闷哼挣扎，她抱紧他胸，一手捂嘴，一手按头。棉絮堵气道，小七儿身抽动，脸红转紫，双手挠她胳膊，留红痕。她眼泪掉，咬牙不松。洞外日伪军走近走远，喊声弱。敌人下山，她松手取棉絮，摇孩子叫名。小七儿不动，唇青，已无呼吸。她抱尸体坐地上，放声哭，声音撕心裂肺。哭中夹对丈夫儿子思念，她拳砸地，泥沾手。乡亲安慰，她擦泪，说选择对，无悔。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玉芬听到日本投降，继续村里劳作。她拒绝政府额外照顾，把布匹分邻居，纺线织布。村重建房屋，她帮忙垒墙扛砖。新中国成立，她参加生产，种地养鸡，产量增。1961年，去全国会议，讲经历，握手领导，回后照旧干活。三儿子永兴唯一幸存，但她对他严，让他多干农活。她住张家坟旧屋，拒搬城。晚年腿脚不便，仍扫院喂牲口。1970年2月5日，因病去世，享年79岁。临终嘱葬路边，看后人。村建广场，立雕塑，作为教育场所。村民改善生活，忆她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