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在南通的夜色中骤然响起。天亮后，百姓发现了三具穿着新四军军装的遗体，而汤景延和他率领的通海自卫团已不见踪影。 几天后，汪伪政府的报纸大肆宣扬：“汤景延率部归顺，授外勤靖卫团！”消息传开，南通百姓痛骂汉奸，新四军内部更是群情激愤，连长们拔枪请战，连老战友施亚夫也悲愤不已，誓要铲除叛徒。 然而粟裕压下了所有怒火。只有他和极少数核心干部知晓真相，那三名“战士”其实是已被新四军判处死刑的叛徒，换上新四军服上演了一出精心设计的“苦肉计”；汤景延递出的“投名状”，实则是他亲手签下的生死状。一场代号“汤团行动”的惊天卧底计划，在绝境中悄然启动。 1943年春天的苏中，笼罩在日军“清乡”的阴霾下。一万六千多日伪军如铁桶般围困南通、海门等五县，扼住了新四军在长江南北交通的咽喉。一旦失守，江南的新四军十八旅将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粟裕在地图前踱步，日夜难眠。硬拼？弹药粮秣告罄，战士们饥疲交加。撤退？苦心经营的根据地一旦丢失，南北联系将被彻底切断。焦灼之际，汤景延送来一份绝密情报：汪伪特工头子姜颂平正在策反他，许以高官厚禄。 “将计就计！你带全团‘投敌’！”命令一出，指挥部哗然。政委拍案而起：“六百多官兵深入虎穴，稍有差池就是全军覆没！”但粟裕看中了汤景延无可替代的优势：他曾在国民党军中担任炮兵中校，与一些伪军头目有旧交，平日言行不拘小节，在日伪特务眼中，他本就是“意志不坚、可能叛变”的理想人选。 汤景延沉默良久，只郑重提出一个请求：“若我牺牲，恳请组织为我正名。” 4月15日深夜的“叛变”行动，充满了紧张与牺牲。汤景延率部与崇明警卫团“激烈交火”，枪声中混杂着战士们真实的泪水，为穿上那身象征耻辱的伪军黄皮，几个血性汉子痛苦得捶胸顿足。疑心极重的姜颂平派人现场查验，看到确凿的“新四军”尸体才稍减疑虑，赏下一千大洋。 为获取信任、套取情报，汤景延白天不得不周旋于汉奸之间，陪吸大烟、出入风月场所，夜里回到住所，常常用凉水浇头以保持清醒。 伪军头目张北生眯着眼试探：“新四军待你不薄，为何反水？”他端起酒杯，故作颓然：“抗日？看不到出路啊！”六百余名官兵被日伪刻意分散，安插在绵延两百多里的十几个据点里。团部四周布满监视，隔壁是宪兵队，对面就是特工站，抬眼望去，处处是黑洞洞的枪口。 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六月。日军突然将他押至郊外小树林，师团长小林信男用枪抵住他的后脑勺，厉声喝道：“你是假投降！”汤景延瞬间冷汗浸透后背，却强作镇定，坦然笑道：“太君若不信，开枪便是！”枪声响起，子弹擦耳飞过，又是一次残酷的试探。 “汤团”如同一枚深扎敌腹的钢钉。表面醉生梦死，暗地翻江倒海，团部隐藏的秘密电台昼夜不停，将日伪“清乡”兵力部署、扫荡计划等重要情报源源不断送至粟裕手中。 以开办“协记公行”经商为名，在青龙港码头建立秘密交通线，掩护干部转移、输送紧缺药品，成功撕开了敌人的严密封锁；巧妙利用日伪矛盾，策动伪军内讧，借日军之手除掉了作恶多端的汉奸队长。 日伪军陷入巨大的困惑。明明精心策划的突袭，新四军总能提前转移；刚运抵的军火仓库，转眼就被游击队端掉。怀疑的目光屡屡投向汤景延，他总能不动声色地化解，有时塞给前来“检阅”的官员几包银元：“兄弟们辛苦，行个方便！” 九月秋风渐起，粟裕的密令终于传来：“时机已到，破腹而出！”如何将分散各处的六百多人安全撤出？正苦思良策时，二营长周显才的未婚妻前来探亲。汤景延灵光一闪：“办喜事！大宴宾客，请全镇的日伪头目都来喝喜酒！” 9月29日，金沙镇张灯结彩。特工站长翟光耀搂着“新娘子”灌酒，伪警察局长在牌桌上赢得满面红光。酒过三巡，汤景延起身告退：“失陪片刻，方便一下。” 他刚跨出喜堂，预先埋伏的警卫班如猛虎下山冲入厅内，枪声大作！与此同时，十几个据点同时暴动，碉堡被炸毁，电台被砸烂。等到日伪军从混乱中反应过来，汤景延已率领六百余名官兵，携带着缴获的16车弹药和物资，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庆功大会上，粟裕紧紧握住汤景延的手，久久无言。南通百姓这才恍然大悟，那位被他们唾骂了167天的“大汉奸”，竟是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柄利剑，为新四军赢得战略反攻的宝贵时间和空间立下奇功。 1948年2月，时任华中军区海防纵队司令的汤景延，在淀山湖地区与国民党军激战，身中三弹，力竭被俘。敌人将他投入地牢，施以酷刑，烙铁在他胸前留下焦黑的印记。 就义当日，他拒绝食用“断头饭”，一路高哼着革命歌曲，昂首走向苏州河畔的刑场。刽子手第一枪打偏，击中他的脖颈，见他依然挺立不倒，竟凶残地用枪托砸断他的膝盖，随后又补上两枪。汤景延壮烈牺牲，时年44岁。 本文史实综合自《团结报》刊载的《“汤团行动”：中国共产党保密工作的成功案例》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