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革命烈士高捷成从百川钱庄带走了两万银圆，随着红军离家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走后，钱庄的人很快找上家门，逼家人代还债务。 这笔巨款并未落入私人腰包，而是悉数转交给闽南游击队用于购置武器药品。红军撤离漳州之际，高捷成舍下新婚仅一载的妻子蔡宝和未满三月的幼子，留一封告别信后，便毅然随军前往瑞金。 钱庄的催债人很快踏破高家门槛。尽管债务人是高捷成，但在传统宗族社会的规则下，“父债子偿、夫债妻还”被视为天经地义。 面对相当于如今数百万元人民币的债务，高家变卖了祖传的鞭炮厂、房产，蔡宝典当所有首饰，夜以继日地做手工活。 油灯熏黑的手指与日渐消瘦的面庞，记录着这位妻子在丈夫音讯全无的岁月里，如何以柔弱的肩膀扛起突如其来的经济重压。 有趣的是，当1937年高捷成从延安寄来六年间的第一封家书时，他郑重承诺“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欠分文”，却不知家人早已耗尽家财替他还债。 信中那句“我的内室弃庭改嫁否”的忐忑询问，透露出他对家庭境况的误判——他以为妻子可能因困窘改嫁，殊不知蔡宝宁可打工还债也坚守高家，这份坚韧或许比戏剧更加动人。 高捷成在苏区首创全军会计制度，长征途中管理辎重；抗战时期更成为冀南银行首任行长，在日伪经济封锁中打造出“冀钞”这一金融利剑。 这位手握根据地货币发行权的银行家，却常年穿着粗布军装吃糠咽菜，经手巨额资金而分文不贪。 他设计“五行通汇”战略联合各根据地银行，却无力解决自家债务。这种公私分明的极端反差，恰是红色金融家精神内核的写照：他们能用专业手段构建经济防线，却甘以清贫之躯守护信仰。 1943年5月，高捷成于河北内丘县为掩护战友转移机密文件，不幸中弹牺牲。八年后，当内务部部长谢觉哉找到漳州高家，蔡宝才知苦等二十年的丈夫早已殉国。 她将政府发放的3000元抚恤金全额捐献国家，只留下那封家书与一张照片。这份选择看似难以理解，实则是高家两代人用行动完成的债务清算：丈夫以生命偿还了对民族的“大债”，妻子则以大义了结最后的“余账”。 如今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走廊上，高捷成家书的影印件与学子们朝夕相对。当年他挪用银庄资金引发的“债务风波”，表面是家族苦难史，深层却是个人命运与家国责任的激烈碰撞。 当百川银庄的账本早已泛黄，历史却清晰记载着：这位“浪荡子弟”用生命兑现了对国家的承诺，而他的家族用半生艰辛诠释了“国亡家安在”的醒世箴言。 素材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国新闻网官方账号 2025-05-09 2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