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2年，包拯去世，出殡当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原来，他临终时悄悄告诉女婿文效：“我走后，你要准备21口棺材，并从7个城门一起抬出去，”这个谜团困扰了大家900多年，直到包公墓被发掘，真相才最终被揭开。 事情得从包拯这一辈子说起。 包拯是合肥人，出生在书香门第，祖上几代都有人考取功名。 他的父亲包尔谦是进士，算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拯少年聪颖，二十多岁中进士，走上仕途。这本是一条稳稳当当的进阶之路，但包拯生来有股子轴劲。 他不爱说场面话，不会拉关系，更不习惯睁眼说瞎话。 他在地方做官时就有了清廉的名声，后来被调到开封任开封府尹，开始真正展露锋芒。 当时的开封是全国政治核心，达官贵人扎堆，贪官污吏更是层出不穷。 别人或许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包拯不是这种人。 查账、断案、清查粮仓、惩治贪腐，他一件不落，动静闹得很大。 在陈州赈灾一案中，他直接把朝中权贵、西宫娘娘的哥哥庞玉给查了个底儿掉。 庞玉仗着是皇亲国戚，到地方不仅不赈灾，还哄抬粮价，把米掺砂，逼得老百姓揭竿而起。 朝廷派包拯过去“安抚”，他查清楚情况后不拖泥带水，顶着巨大压力把庞玉押上刑场，公开斩首示众。 这可不是一般的案子，动的是皇亲国戚。 包拯硬是凭着铁证和声望扛住了压力，事后虽然皇帝没有公开追责，但宫里不少人都恨得牙痒。 像这样得罪人的事，他干得不止一桩。 朝中有位张贵妃，想给自家亲戚安排个高位，皇帝也点头了，包拯知道后当场驳回，说那人连做个小吏都不合格，何况是要掌实权的要职。 宋仁宗气得拍桌子，但最终还是收回了成命。 得罪人太多，包拯在朝堂上常常被孤立，甚至遭人明里暗里地嘲讽、撞击。 有一次早朝散后，几个大臣假装“无意”撞他一下，包拯差点摔倒。 皇帝知道后，干脆赐了他一顶特别的帽子——帽翅两边特长，这样一来，谁要撞他，得先碰到帽翅，被人当场看个清楚。 这种尴尬处境，包拯其实心知肚明。 他说话直，断案狠，做官多年，背地里的仇家一只手数不过来。到了晚年，他被提拔为枢密副使，算是站到了权力的中枢位置。但这个位置还没坐热，他就病倒了。 据记载，包拯病重时连太医都束手无策，短短十几天后就去世。 临终前，他把女婿文效叫到床前，悄悄交代一件事：死后要准备二十一口棺材，从城里的七个城门同时抬出去。每个门三口棺材，不许人知道真身下葬在哪口。他说得很清楚，不是耍花样，而是实打实的防备。 不是怕百姓，而是怕仇家。 有些人他在世时动不了他，但死了就不一样了。要是被人知道真正下葬之处，可能第二天就被掘墓泄愤。 听起来荒唐，却一点不稀奇。 在古代，掘墓侮辱尸骨可不是什么稀罕事。有的是死后被仇家鞭尸的，有的是被盗墓洗劫一空的。像包拯这样“结怨太多”的人，死后保护尸骨、遮掩墓地位置，是一种现实的自保。 这个安排传出来后，在民间传了几百年，甚至成了合肥地方志中的“逸闻”。 人们说，“包青天死了都没法安心睡觉”，一方面佩服他的清廉刚正，另一方面也感慨权贵势力的深重。于是“七门抬棺”的故事越传越神，逐渐演化成了忠臣的“最后一计”。 有人说这可能是后人添油加醋，因为《宋史》里并没明确记载这回事。 也有人说，这正是包拯作为人物形象进入民间记忆之后，被不断丰富的结果。 宋代以后，包拯被神化，成了“包公”“包青天”，又断阴阳，又斗鬼怪，民间故事里什么都有，“七门抬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部分。 不过，这个谜，到了1970年代，真的有了实锤。 1973年，合肥钢铁厂扩建，施工队在东南郊挖地基时，发现一座古墓。 出土文物、墓志铭显示，墓主正是包拯和他的夫人董氏。 考古队确认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宋代砖室墓，没被盗过，墓室结构讲究，陪葬品齐全。更重要的是，墓志中清楚地写着包拯生平与官职，落款年号也对应1062年之后不久。 这座墓地选址偏僻，远离闹市，没有显眼标记，也没有大规模的封土，非常低调。 这与“混淆视线”的传说倒是暗合。 虽然考古中并没有发现二十余口假棺材的痕迹，但根据当时的出殡习俗，以及包拯家族的社会资源，安排多队送葬、在城门间制造“真真假假”的动静，并非不可能。 墓中遗骨经专家鉴定，死因确为重病，并无外伤或剧烈冲击痕迹，进一步印证了他并非遭暗害之说。让人惊讶的是，这么一座身份明确、历史地位极高的墓，居然在动荡的几个朝代中一直没有被盗，连一点盗洞都没有。 这种“奇迹”在盗墓极其猖獗的中国古代，极其罕见。 坊间就有传言，说盗墓贼“默认不动包公墓”。 一是怕报应，二是敬他是清官。这种说法听着玄，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包拯在老百姓心中那种几乎接近信仰的威望。 即便是贼，也愿意对他手下留情，这份“阴间的护身符”，别人可求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