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与莫言，孰优孰劣？评论家雷达认为：浩然的创作深深植根于1950-1970年代的时代语境。他的代表作《艳阳天》以农业合作化为背景，通过"阶级斗争为纲"的叙事逻辑，将集体劳动升华为政治仪式。小说中农业社社长萧长春作为"高大全"式英雄，其道德完美性与集体意志的绝对服从，本质上是对"个人主义"的规训。这种创作范式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将历史简化为"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浩然的语言充满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如麦收场景中"银镰挥舞如红色海洋"的描写，既是对"一大二公"体制的诗意确认，也是那个理想主义时代的精神投射。 莫言的创作则诞生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转型期。他的《生死疲劳》以西门闹的轮回转世为叙事主线，将农业合作化置于更长的历史链条中审视。蓝脸作为唯一拒绝加入合作社的"钉子户"，其木犁与合作社拖拉机的对抗，成为个体意志对抗集体化浪潮的隐喻。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赋予历史荒诞性：当西门闹化为牲畜目睹土地充公时，合作化运动的神圣光环被消解为"生死疲劳"的轮回悲剧。这种叙事突破了线性进步史观，让历史回归充满痛感的生命体验。 2012 年，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成就不仅是他个人文学道路上的高光时刻，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从那一刻起，莫言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在《晚熟的人》中，莫言以细腻而真实的笔触描绘了这些改变。获奖后的他，生活变得异常忙碌。各种社会活动、演讲邀请、文化交流等蜂拥而至，他的时间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他需要频繁地穿梭于国内外的各个场合，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文学见解。 莫言的家乡也因他的获奖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高密东北乡这个原本宁静的小村庄，一夜之间成为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的 “土匪窝” 和 “县衙门” 等景点纷纷涌现 。莫言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为了游客们争相参观的景点。每天都有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他们怀着对莫言文学世界的好奇与向往，踏上这片土地，试图寻找小说中那些故事的原型和灵感的源泉。 家乡的人们对莫言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晚熟的人》里，发小蒋天下殷勤地鞍前马后，希望作家为他开发的旅游景区站台 。这种变化反映出莫言获奖后在家乡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同时也揭示了人性在名利面前的种种表现。曾经熟悉的人，如今在名利的驱使下，与莫言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 。 作品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也在获奖后呈爆发式增长。莫言的作品在国内外的销量急剧攀升，他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不仅如此，他的作品还被广泛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如电影、电视剧、话剧等，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力。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将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和那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搬上了大银幕，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莫言的文学世界 。这部电影在国内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斩获了多项国际大奖，还让莫言的名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 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公众对他的关注度如潮水般汹涌，从未有过丝毫减退 。无论是 “莫言买房”，还是 “莫言参加‘两会’”，只要与他相关的新闻，总能迅速成为舆论的焦点，引发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 。然而，面对记者们的追问，莫言始终保持着一贯的低调态度，常常只是一笑置之，并不多言 。 在他看来，自己所做的很多事情其实都不值得大肆报道 。他深知大家的热情源于对他的关爱，对此，他满心都是感激 。每当遇到读者要求合影或签名时，只要条件允许，他都会欣然应允 。他坚信，大多数人都是怀揣着善意的，故意抹黑他的人几乎不存在 。在他眼中，善念始终是这个社会的主流精神，他也希望以自己的谦逊和友善回应这份善意 。 莫言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得奖的时候，他也没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认为没有必要因为获奖就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甚至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他依然如同从前一样，匍匐在文学面前，对文学保持着敬畏之心；匍匐在伟大的劳动者面前，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他深知，和各行各业的精英相比，自己还有太多需要学习和提升的地方 。这种谦逊的态度，并非是刻意伪装，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 。他曾坦诚地说：“你让我狂，我也狂不起来，因为我没有狂的资格 。” 莫言的这种低调和谦逊，深受父亲的影响 。得奖以后，他回到老家看望父亲 。父亲在全家人面前对他说：“以前，我觉得我和村里的人是平起平坐的，现在你得了诺贝尔奖，我反而得更谦卑了，甚至觉得我要比他们矮一头 。” 父亲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莫言 。他和父亲的想法不谋而合，都认为在荣誉面前，更应该保持谦卑和低调 。这种家庭氛围的熏陶，让莫言在面对巨大的荣誉时，依然能够坚守本心，不被名利所左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