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熊向晖已经63岁了，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叶剑英知道后

1982年，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熊向晖已经63岁了，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叶剑英知道后，有点生气地对熊向晖说，怎么退下来，也不和我打声招呼？叶剑英认为，熊向晖能力强，应该再发挥余热，他想让熊向晖到荣毅仁领导的中信集团担任党组书记兼副董事长。

1982年秋，北京的胡同里秋风扫过，落叶铺满青石板路。63岁的熊向晖坐在中央统战部办公室，面前摊着一封刚写好的退休申请书。窗外，天坛的琉璃瓦在夕阳下泛着金光，他盯着那封信，思绪却飘回几十年前的隐秘岁月——潜伏在国民党军中，深夜传递情报，延安的灯光如星辰指引。

如今，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而来，他却觉得自己该退场了，过几天清闲日子，写写回忆录。然而，这封申请书还没捂热，就掀起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 几天后，消息传到了叶剑英元帅耳中。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帅，正坐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手边是一摞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他眉头紧锁，听说熊向晖要退休，忍不住拍了桌子。

63岁，在他眼里，根本不算老。叶剑英与熊向晖私交深厚，早在抗战时期，两人就因情报工作结下信任。熊向晖那份敏锐的洞察力、沉稳的处事风格，早已被叶剑英看在眼里。他心想，国家正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怎能让这样的人才就这么退了？

叶剑英没有直接找熊向晖，而是悄悄联系了中信集团的负责人荣毅仁，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这个建议，将把熊向晖推向一个全新的战场——一个他从未涉足，却关乎国家未来的领域。熊向晖会接受这个安排吗？他的到来，又将如何改变中信的命运？

熊向晖的履历，本身就是一部传奇。1919年，他出生在山东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湖北高等法院庭长，家境优渥，书卷气浓。1936年，他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恰逢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年轻的熊向晖投身其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周恩来一眼相中他的机敏，派他潜入国民党胡宗南的第一军。从普通参谋到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他游刃有余，将蒋介石的密令、国民党军事情报一封封送往延安。

1943年，他截获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火速上报，保住了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他：“一人可顶几个师。” 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转战外交和统战领域，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他擅长与民主党派沟通，熟悉每个党派高层的背景与脾性，总能用事实和逻辑化解分歧。他的风格从不强硬，却总能让不同立场的人聚在同一目标下。正是这份“化矛盾为合力”的能力，让叶剑英认定，他是中信集团急需的人才。

1979年，荣毅仁创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这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实验，肩负着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的重任。然而，1982年的中信还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编制不足200人，资金短缺，制度混乱，海外业务更是摸着石头过河。叶剑英看准了中信的潜力，也看到了它的困境。他与聂荣臻商议后，联名向中央推荐熊向晖，担任中信党组书记兼副董事长。

熊向晖接到调令时，没有半句推辞。他收拾好行囊，三天内搬进中信简陋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桌椅老旧，文件堆得像小山，墙角还有股潮气。他没抱怨，卷起袖子就干。

熊向晖在中信的日子并不轻松。他与荣毅仁搭档，一个管内，一个管外，配合默契，但也面临挑战。中信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承载了太多期待，却也背负着质疑。有人觉得中信过于激进，偏离了传统国企的路子；有人担心外资引入会动摇体制根基。

熊向晖从不争辩，他用行动回应：他推动董事会制度，设立监督机制，确保权责分明；他要求业务汇报不走形式，直面问题。这些举措让中信逐渐摆脱“靠国家背景吃饭”的标签，走向市场化、制度化的轨道。 他的风格源于隐秘战线的历练：不张扬，不推责，关键时刻敢拍板。一次内部会议上，有人抱怨制度改革太繁琐，熊向晖只说了一句：“繁琐是为了不翻车。”这句朴实的话，成了中信日后的行事准则。

1989年，70岁的熊向晖终于卸下重担，彻底退休。他没有大张旗鼓地告别，只是静静离开中信的办公室，回到北京的家中。1994年，他的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出版，字里行间没有自夸，只有对历史的冷静记录。2005年9月9日，他去世，享年86岁。 熊向晖的一生，从隐秘战线到改革开放的前沿，从未停下脚步。他的故事，像一盏灯，照亮了中国从战火到复兴的曲折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