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大才女王承书抛弃丈夫和孩子，直到多年后，她顶着满头银发回到家乡，子女们却抱着她失声痛哭：“母亲，你是我们的英雄，这些年你辛苦了！” 1977 年的初秋，王承书推开家门时，手里拎着一个掉了漆的木箱。三个成年的孩子围过来，目光落在箱子角落露出的半截红木算盘上，那是母亲走前常用来教他们算数的东西。 当看清她满头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大儿子突然背过身去，肩膀剧烈地抖动，小女儿蹲在地上，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眼泪砸在青砖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谁也没忘，1960 年那个清晨，这把算盘还摆在客厅的桌上，母亲却不见了踪影。 桌上留着一张字条，墨迹被风吹得有些模糊，只看清 “远行” 两个字。父亲张文裕把算盘收进柜子，每年夏天拿出来擦拭，木框上的包浆越来越厚，就像家里人心里的思念，一层层积得发沉。 这把算盘，后来跟着王承书去了西北的戈壁。 在兰州 504 厂的厂房里，她用它算过无数组铀浓缩数据。那时候没有计算机，年轻人们用手摇计算器，她就用这把算盘，算得比机器还快。 有次新来的大学生不服气，和她比赛算一组复杂公式，最后看着她指尖在算珠上翻飞，自己手里的计算器卡了壳，红着脸说王老师的算盘里藏着诀窍。 她总在深夜把算盘擦得锃亮。戈壁的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得煤油灯忽明忽暗，她对着算珠上模糊的倒影发呆，那里映出的，有时是孩子们小时候扒着桌沿看她算数的模样，有时是丈夫帮她修算盘轴时专注的侧脸。 有年冬天，厂房的暖气坏了，她的手指冻得僵硬，算珠都拨不动，就把双手拢在嘴边哈气，直到指尖有了知觉，继续噼啪地算。 王承书能把算盘使得这么精，早有渊源。她是燕大物理系第一个女学生时，就用算盘算过光学公式，那时候教授说女生心细，适合做精密计算，她却用满分成绩证明，女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 后来去美国深造，她在实验室里用的是电子计算机，但行李箱里始终带着这把母亲留的算盘，说老物件用着踏实。 1958 年去苏联翻译热核聚变资料时，她把算盘塞进背包。 火车在西伯利亚草原上颠簸，她借着车厢顶的昏黄灯光翻字典，墨水洒在俄文资料上，就用算盘重新验算数据。 那些翻译好的手稿后来成了国内研究的基础，而她的指尖，被钢笔磨出的茧子上，又添了算盘珠子压出的红痕。 在戈壁的十七年，这把算盘见过她最脆弱的时刻，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那天，她正用算珠核对一组关键数据，突然手指一松，算珠 “啪嗒” 掉了一颗，滚到墙角。 她蹲下去捡，膝盖撞在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眼泪顺着鼻梁滑下来，滴在算盘的木框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和她一样把家当变成工作伙伴的，还有郭永怀。 这位空气动力学家去罗布泊时，带着妻子织的围巾，后来飞机失事，人们在残骸里找到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的公文包，里面的氢弹数据完好无损，围巾的一角露在外面，烧得焦黑。 王承书回来后，把算盘还给了张文裕。 他摩挲着上面的指痕，突然发现木框内侧刻着几个小字，是孩子们的生日。 原来她走前，夜里在灯下刻了这些，只是没人发现。1994 年她病重时，让孩子们把算盘捐给了国家博物馆，说这东西比她有名气，能让更多人知道，那些年的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现在去博物馆看那把算盘，红木框已经有些开裂，算珠上的包浆却亮得惊人。 讲解员会说，这是一位女科学家用十七年青春，算出大国底气的见证。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那些算珠的间隙里，藏着一个母亲对家的所有牵挂。 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不算稀奇。 就像于敏在氢弹研究时，把孩子的照片夹在演算纸里，算累了就看一眼，然后继续在灯下忙碌。 他们把个人的情感，都揉进了为国奋斗的时光里，不声不响，却重如泰山。 这就是我们老一代科学家们的故事，如果没有他们，那么我们的现如今又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呢？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