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庶牺牲56年无法被评为烈士，中顾委同学出面：要给他一个公道 “1984年初夏

张国庶牺牲56年无法被评为烈士，中顾委同学出面：要给他一个公道 “1984年初夏，北京西山脚下——’老孔，这份名单里竟然没有张国庶！’纪念馆工作人员压低声音，却掩不住激动。”一句再平常不过的提醒，把孔原的思绪猛然拉回半个世纪前的萍乡课堂。那时的黑板还带着粉笔灰，他和张国庶并肩张贴互助社的手写传单；此刻，页页档案里却空缺着老同学的名字。 往前追溯，1905年冬，张国庶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殷实人家。优渥背景没有让他疏离底层，一场席卷安源的工人大罢工打开了他对社会另一面的认知。1923年，他还是萍乡中学少年，在矿井口听到老工人咳血的声音，血丝混着煤尘，他说那比课堂上的任何一堂课都震撼。差不多同一时间，出身手艺人家庭的孔原四处帮工，靠在姑父的矿区饭桌旁打短工，两人都被那场运动点燃。 1924年冬，他们同为该校第一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学生。不久，共产党员身份落袋，两人分头负责团支与工会，萍乡夜色里常能看到他们贴标语的剪影。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启后，上级安排二人双双进入国民党县党部从事公开工作，外界看来是“风光委员”，实则时时踩在暗线之上。 1927年，党内决定派张国庶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临行那天，他把家乡带来的毛笔送给孔原：“好笔写好字，也要写好江西的事。”话音未落，南昌起义的枪声在江边绽开，孔原辗转前线，张国庶则在莫斯科书写另一段篇章。两条并行线，很快因中国革命的波折重新交汇。 1929年春，张国庶化名“周之德”回到上海。短短几个月，他既要巡视各区，又要提防暗探，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其间，他与纱厂女工晏碧芳结为伴侣。夫妻档的情报站设在英租界外一条僻巷里，后来一名外国巡捕闯入索贿，差点暴露机关。张国庶当夜更换联络点，同时把情况写成密信交上中央，被王明看见后只留下一句“你胆子真大”，便匆匆塞进怀里。 1930年初，根据李立三提议，党中央任命张国庶为江西省委书记。他带着新班子潜入九江，机关设在四号码头一家米店二楼。米袋堆成的隔墙后面，他们绘制赣西、赣南苏区的武装割据图，用红蓝铅笔标出交通线。三个月里，赣北、赣东多点起义此起彼伏，省委呈递的情报甚至帮助中央苏区获得第一批详尽地图。正当燎原之火蔓延，国民党在南昌的谍报网捕捉到“周之德”踪迹。 1930年五月，张辉瓒派特务急赴九江搜捕。至月底，张国庶、徐荷云等五十余同志相继落网。敌人先礼后兵，高官厚禄端上来，换来一句冷嘲：“留着买棺材吧。”软的不成，硬的上。重枷铁锁、老虎凳、辣椒水轮番上阵，张国庶沉默以对，晏碧芳也只是咬紧牙关。狱友回忆，他曾对两名叛徒怒吼：“骨头没硬就别装人。”这句话很快在牢里传开，成为其余被捕者的精神支柱。 秘密处决发生在同年夏末。国民党顾虑舆论，未公示行刑地点，只留下模糊档案。中央原本部署营救，却因时机太仓促无功而返。张国庶的牺牲，像一颗石子投入汹涌历史，水花未平，第一次反“围剿”战火又起。讽刺的是，指令逮捕他的张辉瓒在宁都长坂被红军全歼，数月后就地正法。历史翻页，沉冤却没能随之了结。 新中国成立后，烈士审定工作陆续展开。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萍乡英烈名录不断扩充，唯独缺少张国庶——原因听来让人唏嘘：其兄张国焘早年分裂活动留下阴影，加之“敌特材料”含混不清，致使审查层层搁置。家属多次递交说明，换来的只是一纸“待核”条目。时光飞逝，1960年代牺牲的病逝将帅都已入祀，张国庶却仍“待而不决”。 直到1984年，孔原看到缺席的名字，怒火一下子涌上来。“再耽误，国庶就要从人们记忆里消失！”他随后马不停蹄搜集证言：找到杨尚昆、程子华等当年同窗，又跑到中央档案馆查敌伪卷宗，连北京雨天泥泞的旧胡同也走了无数趟。1985年9月26日，他在京西宾馆见到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几乎没寒暄，直接把整理好的材料摊在茶几上。会面不到半小时，却把一件拖了半个世纪的老账彻底掀开。 材料递交后，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很快组织专人核对。几份敌特供词漏洞百出：时间地点对不上、人名互相打架，所谓“自首”说纯属捕风捉影。与之相对照的，是多名老同志的口头与书面证明——内容虽简，却环环相扣。验证、比对、复核，一路畅通。1986年11月20日，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张国庶、晏碧芳为革命烈士。批文下达当天，孔原没说什么，只在日记里写了八个字：“故友得名，聊慰九泉。” 对很多人而言，烈士追加只是纸面改动；对孔原，这却是庄严的迟到正义。朋友长眠地下五十六年，名份回归，只因一句“要给他一个公道”。历史的褶皱被拉平，需要的不止档案上的红章，还要有人愿意伸手去抚平。不得不说，在那段动荡年代，无数个“张国庶”曾被遗忘、被误读，公道或许迟来，却从未缺席那些执拗的守望者——这恰恰是革命精神最质朴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