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53岁辗转至苏区：朱德，我又来做你的老兵了 “1930年12月30日，一到宁都就找朱老总？”同行的小交通员抖着冻红的手问。徐特立把斗篷拢紧：“是啊，告诉他，老兵回来了。” 这句玩笑般的自报到，为老朋友朱德添了几分惊喜，也让中央苏区的同志第一次直观感受到这位年过半百的新“红小鬼”身上的锋芒。可若把时间拨回到半个世纪前，他不过是长沙县五美乡一个瘦弱农家子，乳名懋恂，天天在稻田边背《千字文》。家里老爷子翻《康熙字典》给孙儿起名时，只求勤勉、守信，谁能料到后来闯出如此天地。 徐特立的书生骨气来得早。1905年岳州会试名列十九，却因交不起复试费，拂袖而去，顺手把“懋恂”改成“特立”。临江作诗，自嘲落魄，却字字透着倔强。朋友劝他再筹银两复试，他只淡淡一句：“人情债哪有读书贵？”从此，“徐二镥锅”在湖南成了不肯折腰的代名词。 转进宁乡师范后，他读西学、谈民权，正在课堂抨击清廷之际，长沙“饥民抢米”消息传来，他当场断指血书“驱除鞑虏”，一时间传遍湘江两岸。这桩轰动事件，让当时还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听得热血沸腾。毛后来回忆：正是那一幕，让“革命”二字第一次不再抽象。 1914年至1919年，两人在一师正式结缘。徐特立讲授历史、修辞、教育学，课堂不乏新奇比喻，“学问得像种稻，泥巴不踩进脚趾缝，饭碗捧不到嘴边”。毛泽东则“问题少年”般连珠炮式提问。有一次他问：“读书想快，偏要细，咋两全？”徐师笑着拿粉笔画圈：“圈重点，做眉批，不动笔墨不看书；再者，学了就用，找人辩，写文章。”这两条规矩毛主席后来在延安向全党推广，沿袭自此刻。 徐特立不仅教书，还一头扎进社会运动。辛亥风起，他办宁乡女师，农村简师，薪水二十元，借债六七百。邻里说他“傻”，他摆手：“赔了银子，赚了青年。”1927年大革命受挫，友人递票子劝他南下避祸，他把钱撒在地上：“革命败了，才要留下顶门。” 同年八月，他随周逸群等赴南昌。起义军退潮，他患疟疾，被迫转入香港疗养。病尚未全愈，耳边却全是江西根据地的消息。五十三岁，没半点迟疑，他踏上瑞金方向的小火轮。那趟路走了整整三月，进苏区那天，他才扔掉拐杖。 苏区时期，徐特立主动向毛泽东学军事。有人揶揄：“书生打仗露怯。”他哈哈一笑：“学步娃也得扶墙先走。”随后参与制订战士识字方案——“老公教老婆，伙夫教伙夫”——三个月识字率翻番。更难得的是，他敢“啄领袖的耳朵”。一次毛泽东情绪低落，徐特立递纸条：“革命不是一场独角戏，舞台大得很，慢慢演。”毛抬头，眼眶微红，只一句：“先生，记下了。” 1935年遵义会议后，师生关系更添一种并肩作战的默契。长征路上，徐特立气喘咳血，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老师，自己骑马。徐老不肯，多次推辞。毛打趣：“学生走惯山路，老师坐车看风景。”师生相视大笑，前后脚踏进了陕北保安城。 延安岁月里发生两件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小事。一是1937年2月，徐老六十寿辰，毛泽东亲笔写信，称“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将来必定还是”，成了延安青年争相背诵的“情书”；二是1947年中央撤离延安前，徐老缺只热水瓶，毛派警卫员连夜送到，还说徐乾“要表扬”，这份朴素情谊比任何豪言都暖人。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主持教育部筹委会。有人惊讶他八十高龄仍伏案挑灯，他摆摆手：“坐得住的书桌，比病床强。”1953年，他推动扫盲与职业教育并行，提出“识字不离生产”，为后来“半工半读”提供雏形。遗憾的是，这段贡献常被战争光环掩盖。 1968年，徐特立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一。噩耗传来，毛主席沉默良久，挥笔写下五个字：万古师表徐。秘书想在报上发长篇悼文，他却示意删繁就简：“他一生简单，也喜欢简单。” 有人统计，徐特立半生教过学生逾三万人，走上党政军要职者三百余。当年他在宁乡师范写下“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十六字，现在看仍透着锋利。试想一下，一个连复试费都掏不起的穷书生，靠一本旧《康熙字典》刻下的勤勉与诚信，最终把自己活成了学生口中的“坚强老战士”，也把“先生”两个字，写得沉甸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