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高志凯在印度RepublicTV电视台与印方人员辩论时，发表了一个观点：“印度老想着分裂巴基斯坦，就不怕自己分裂成7个国家吗？” 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恩怨由来已久，从印巴分治到多次边境冲突，领土与宗教矛盾始终是横亘在两国之间的鸿沟。印度国内部分声音长期存在对巴基斯坦的战略企图，甚至不乏分裂巴基斯坦的激进言论。然而，高志凯的反问之所以引发震动，在于其精准戳中了印度自身的结构性隐患——这个由100多个民族、20多种官方语言组成的联邦制国家，本身就面临着复杂的地方分离主义挑战。 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便是典型例证。阿萨姆邦、那加兰邦等地区的民族武装长期寻求独立，与中央政府的武装冲突已持续数十年。其中，那加兰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等组织的武装斗争，迫使印度政府长期在该地区部署大量军队。而特里普拉邦的分离主义组织“特里普拉民族解放阵线”，也曾多次制造暴力事件，凸显出地方与中央的深层矛盾。 更值得关注的是印度的语言与文化裂痕。以印地语为代表的北方文化与泰米尔语主导的南方地区，在语言政策、资源分配等问题上的分歧根深蒂固。2016年泰米尔纳德邦就曾因中央政府的政策引发大规模抗议，反映出地方对中央权威的抵触。这种文化认同的差异，若与政治经济资源分配不均叠加，极易成为分离主义的温床。 从历史维度看，印度的统一更多是殖民时代的遗产，而非自然融合的结果。英国殖民者通过“分而治之”策略整合南亚次大陆，独立后的印度虽继承了殖民时期的行政框架，却未能真正弥合内部的多元裂痕。如今印度中央政府推行的“印度教至上”政策，更让占人口少数的穆斯林、锡克教等群体感到被边缘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撕裂。 高志凯的观点之所以令印方辩论者难以回应，在于其揭示了一个基本逻辑：当一个国家自身存在深刻的分裂隐患时，动辄对邻国提出分裂诉求，无疑是在玩弄“火中取栗”的危险游戏。巴基斯坦虽面临内部挑战，但其主体民族旁遮普人占比超过60%，民族结构相对单一，而印度却缺乏占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印度斯坦族约占46.3%），这使得印度在应对分离主义时更为脆弱。 事实上，印度政府对内部分裂风险并非毫无察觉。近年来，印度通过修改宪法、调整邦界等方式强化中央集权，例如2019年废除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实则是对地方势力的一种压制。但这种强硬手段反而激化了矛盾，克什米尔地区的武装反抗至今未息，印证了简单压制难以解决深层问题。 在南亚地缘政治博弈中，“分裂论”的交锋本质上是国家实力与内部稳定性的较量。当印度将战略重心投向外部扩张时，或许更应审视自身的“七国之忧”——毕竟，一个连内部裂痕都无法弥合的国家，很难真正在地区博弈中占据主动。而高志凯的辩论观点，恰如一面镜子，照见了印度在追求地区霸权时不得不面对的“阿喀琉斯之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