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苏联以残忍的方式处决了2万余名外蒙古高官显贵，其中包括蒙古王后吉尼皮尔。蒙古彻底脱离了中国的控制，成为了苏联的傀儡。三十年代末，苏联在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处决了三名元帅、上百名将军和60余万人。 三十年代末的外蒙古，早已不是水草丰美的宁静天堂。苏联的“大清洗”运动如同瘟疫般蔓延至此，当年在俄国革命浪潮中找到“方向”的穷苦牧民之子乔巴山，此刻已是外蒙古的铁腕统治者。 他紧紧依附苏联，将斯大林模式奉为圭臬。所谓的“肃反扩大化”，在外蒙古这片仅有数十万人口的土地上，演变成了一场针对整个精英阶层的系统性屠戮。 喇嘛、旧贵族、知识分子，乃至任何被认为对苏联模式构成潜在威胁的人，都成了清洗对象。 蒙古王后吉尼皮尔的悲剧，只是冰山一角。她因其出身和在民间的声望，被轻易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迅速被处决，连同其他近两万名同胞一同赴死。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直接操盘，甚至派驻野战部队，其目的昭然若揭：彻底铲除外蒙古的传统势力，扶植绝对听命于莫斯科的代理人政权。 清末时，沙俄就对蒙古高原垂涎三尺，通过《布连斯奇条约》等获得了贸易特权，并不断渗透。清政府推行“新政”，本意是加强边疆治理，却因手段粗糙，触动了蒙古王公的利益，反而把他们推向了沙俄的怀抱。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大清覆灭，外蒙古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策动下，于1911年底宣布“独立”，成立“博克多汗国”。 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声明》，承认外蒙“自治”，我国不得驻军、设官，实际上是将外蒙古置于沙俄控制之下。 后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苏俄政府一度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让外蒙古看到了转机，甚至主动请求北京恢复旧制。 1919年徐树铮将军率军进入库伦，一度收复外蒙古，取消自治，引来孙中山先生的赞誉。可惜，国内军阀混战，徐树铮很快失势，中国军队撤离，外蒙古再度陷入动荡。 此时苏俄的目光再次投向外蒙古，在共产国际的扶植下，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等人组建了蒙古人民党。 1921年，在苏联的帮助下，他们击败了我国驻军残余和白俄匪军，建立了亲苏的“人民革命政府”。 1924年，哲布尊丹巴活佛去世，蒙古人民党随即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废除君主立宪，乔巴山等人的势力日益巩固，外蒙古彻底倒向苏联。 乔巴山掌权后，对外推行全面苏化政策，对内则残酷镇压异己。经济上搞集体化，文化上废除传统蒙文改用西里尔字母，试图割裂蒙古与中华文化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外蒙古再次被大国操纵。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巨头在未征得我国同意的情况下，密谋决定“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 。这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而言，无疑是奇耻大辱。 为了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以及斯大林不援助等口头承诺，国民政府最终被迫在1945年8月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在日本战败后，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即予以承认。 那场由苏联和外蒙当局一手操办的“公投”，结果可想而知，97.8%的人“赞成”独立。1946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我们的版图也从秋海棠叶变成了雄鸡。 国民党退台后，以苏联未遵守条约为由，宣布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在联合国投下反对票阻止其加入。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从国家战略和当时国际环境考虑，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 苏联解体后，蒙古国终于摆脱了长达七十年的附庸地位，开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实行了多党制民主改革，经济上依赖矿产出口，同时也面临着“资源诅咒”和贫富差距的挑战。 它奉行“第三邻国”外交政策，在努力平衡与中俄两大邻国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同美、日、韩等国的联系，试图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更大的自主空间。 然而，西里尔字母仍在广泛使用，经济结构转型也非一日之功。 信息来源：人民网《中俄角力百年 外蒙独立始末》《中国地图从秋海棠变雄鸡关键：苏联操纵外蒙独立公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