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会对陈永贵和大寨如此重视？其实并不是因为大寨的农业生产搞得好，而是另外两个重要的原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农村的空气里充满了焦灼与希望。 连续的自然灾害、生产资料短缺、基层干部作风松弛，这些问题像杂草一样在广袤田野间疯长。 就在这个时候，山西的陈永贵和他带领的大寨走进毛主席的视线。 陈永贵贫苦出身，没进过学堂，间或认得几百个汉字。 可自打参加互助组那天起，他就把带领乡亲们过好日子当成了信条。 合作社初办时期，山里陡坡薄地，石块乱滚，水土流失严重。 他一边扛锄头一边琢磨办法，把小块地垒成水平梯田。 丰收来得不算轰烈，却稳稳当当，粮仓第一次装满时，乡亲们心里对集体充满了信任。 晋中地委最先注意到这支队伍，报纸上登出《山中梯田映红日》，在山西省里引起不小反响。 陈永贵对党员的要求极严：干部工分比社员多不了几分，秋收分粮先照顾鳏寡孤独，队里开会不在屋里磨嘴皮，而是挪到田埂边，一边插麦一边说事。 大家听得进去，也干得起劲。 一九六三年夏夜，山洪倾泻，梯田垮塌，仓廪被冲得一干二净，七成社员无家可归。 消息传到省里，救济粮、救济款、木料砖瓦全都批下来了。 陈永贵和党支部商量后亮出“三不要，三不少”：国家救济一分不取，口粮不少、收入不少、上交统购粮不少。 外人觉得夸口，可大寨人信他。 田梗上到处是灯火，白天修坎，晚上挑土；不到半年，梯田重现，比原先更宽整。 秋后一算账，亩产反比灾前高，粮车照样把谷子送出山。 省里调研组忙不迭写报告，这才把“抗灾自救、干部带头”提炼成经验，在山西全省推广。 这一年，毛主席正南下考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干部脱离群众、工分倒挂、队里“高级干部”不下地，都是他牵挂的顽疾。 山西省委书记在火车上汇报时提到陈永贵的做法：干部天天下地，工分差距小，遇灾自力更生。 主席听得聚精会神，让人把“陈永贵”三个字写在纸上，又亲手重复写了一遍。 他关心的并不是亩产数字，而是这种“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状态能不能复制到更多地方。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需要榜样，大寨的做法恰好对焦。 从南京到长沙，主席一路召集座谈，屡屡谈到“山西有个陈永贵”。 他强调，农村能不能防止修正主义，不在于喊口号，而在于干部肯不肯弯下腰。 大寨的故事被他当作活教材。五月，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会议上，他把“三不要，三不少”举例给中央负责人听：“人还在，就不算输；干部在前面，群众就跟得上。” 年底，人民大会堂迎来一次别开生面的寿宴。 主席自费设席，把几位大区书记、中央领导与一批劳动模范请到同一张桌子。 陈永贵裹着白毛巾、穿着黑布对襟夹衣走进大厅，显得局促，却被主席请到身旁就座。“你是农业专家。”湘音略重的话传到耳中，周总理在旁边轻声翻译，陈永贵忙摆手。 主席笑说：“五十知天命，你有辩证法，可别停下读书。”这一席话把对陈永贵的重视公之于众，也把“大寨精神”推到全国瞩目的位置。 很多人以为大寨之所以受青睐，是因为那几年的产量曲线在报告里格外抢眼。 其实产量只是表层符号，更深的原因有两条。 其一，大寨向全国证明：在缺肥缺水的黄土高坡，只要组织得当，群众自觉性就能激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是口号，也能转化为看得见的庄稼。 其二，大寨模式对应的是一套干部制度——干部和群众没有明显利益鸿沟，干部示范带头，党支部在生产、分配、思想教育三条线上都能发力。 毛主席看中的正是这两点，因为它们直击那个时代的痛点：干部作风与群众关系。 随着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各地观摩团蜂拥进山。 陈永贵没把调研当成排场，总让客人和社员同住、同干，体验一天再座谈。 很多干部第一次扛起畚箕，才明白坡里垒坎有多累，也看见了“领头人流汗更多”的画面。 一些外地学员回去后把干部工分与群众拉近，把党支部会议搬到地头，这些变化并非依赖追加投资，而是靠调整态度。 大寨的实景告诉他们：教育运动不是贴标语，是把干部捆到锄把上。 进入七十年代早期，大寨精神已融进大大小小的文件，也走进无数乡村夜校和广播喇叭。农技干部在示范田里演示贴麦、“三三制”施肥法，讲到关键处，总会引用陈永贵那句老话：“地里少下脚，仓里就少打粮。”这股朴素的理念强化了农民对科学方法和集体力量的信任。 更重要的，是让基层干部意识到自己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蹲在田里同一条垄沟。 毛主席晚年提到陈永贵时，常用“能干、可信”来概括，理由简单：能带头劳动，又能带头学习。把读书和出力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并把它们推广到党内，可在思想上构筑一道防线，防止干部脱离群众。 大寨成为教材，也正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干部作风—生产组织—群众动力”三位一体的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