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后，在宜宾的郭汝瑰决定率部起义，团长吴让反对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怎么不打了？比如一个女人，男人都没死，就想着嫁人，这说不过去。” 1949年1月，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郭汝瑰，收到到上级重要指示：渡江并非难事，然而西南地区将有恶战，应带兵前往西南，寻机起义，以影响西南战局走向。 郭汝瑰去走了“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关系，被委任为72军军长，该军覆灭了二次，这是第二次重建。 郭汝瑰当过“国防部”的作战厅长，改任军长显得有些“大材小用”，于是蒋介石和顾祝同商议后，又委任郭汝瑰为22兵团司令官。这个兵团是个空架子，郭汝瑰实际能指挥的，还是72军， 11月 ，老蒋电令郭汝瑰，让他率部在宜宾、泸州、内江一线布防，阻止解放军过江。与此同时，郭汝瑰收到上级的加急电报，要求他加紧起义准备工作。 彼时，解放军进军神速，进军川南的兵团司令员杨勇，主动派人向郭汝瑰接洽起义相关事宜。 12月3日，解放军先头部队进抵泸州外围，郭汝瑰当即令所部从沱江、长江撤防，向宜宾转移，主动敞开泸州大门，为解放军向成都集结争取了宝贵时间。 9日，郭汝瑰为发动起义，在 233 师师长赵德树家中紧急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 会上，郭汝瑰向军官们分析人民解放军的迅猛进军形势，直言国民党军败局已定，摆在部队面前的只有起义这一条生路。 然而，此举遭到部分军官的强烈反对，六九八团团长吴让态度尤为顽固，参谋长许亚殷（军统特务）也公开表示反对，甚至有部分军官叫嚷着要 “上山打游击”。 吴让反对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怎么能说不打就不打了？这简直荒谬！咱们身为军人，怎能如此轻易言弃？” 吴让的情绪非常激动，一边说着，一边用力地挥舞着手臂，又愤愤的：说“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女人，丈夫都还没死，就急着要改嫁他人，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我坚决不同意。” 但郭汝瑰心意已决，他力排众议，果断下达了起义的命令。会后，郭汝瑰与留下来的参谋长徐孔嘉、干校教育长张继寅等人紧急分析局势，认为全军主力是赵德树师，而担任宜宾城防重任的正是该师廖觉雄的六九九团，其态度关乎全城安危。 众人商议到深夜，就当郭汝瑰准备第二天一大早亲自去做廖觉雄的工作时，赵德树带着廖觉雄主动前来拜见郭汝瑰。 廖觉雄当场表态：“军长，我决心起义，决不反悔，愿意接受监视宜宾城防的关键任务。” 见此情形，郭汝瑰心中大定，他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致解放军首长的起义信件，郑重交给徐孔嘉，命令他带领宜宾地方人士代表刘春晖、李竹君等人连夜乘船前往南溪，向解放军指挥员报告起义准备情况，并提交起义决心书。 11日，郭汝瑰见起义条件已经完全成熟，遂在宜宾城区府堂坝召开盛大的起义大会。12日，郭汝瑰以叙、泸警备司令的名义发出代电，宣布宜宾解放。当日，解放军18军军长张国华等指挥员抵达宜宾城，召开盛大的欢迎国民党 72 军起义大会。 在起义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意外状况。由于通信不畅，解放军156团起初误判72军的起义意图，将其视为诈降，双方在长江南岸一度发生交火。 关键时刻，徐孔嘉高举白旗，及时喊停战斗。为坚定72军起义决心，解放军52师将称谓改为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宜宾前线指挥所”，并派出一名参谋和一名政治部副主任，进城谈判。 进城后，两位解放军代表受到 72军热情友好的接待，被安排住在当时宜宾条件最好的银行楼上。72军还专门为他们安装专用电话，方便随时联系沟通，并指派专人负责他们的生活与安全。 然而，驻南岸的解放军指挥所的副师长和一个团长在江边查看时，突然遭到对岸射击。 事后，72军解释是几个出差回来的士兵因不知情擅自开枪，并表示会严惩肇事者。经分析，这很可能是72军内部对起义存在分歧，导致局面不易控制。 另外，在起义通电发出后，执行包抄任务的解放军155团，因不知 72 军已起义，于 11日夜抢渡金江、巧渡岷江，迂回至宜宾城郊之吊黄楼一带，对72军驻该地区部队实施包围缴械。 72 军得知后，立即向解放军军代表提出抗议。解放军首长当即派156团参谋长焦克速前往155团通知：“七十二军已经起义；所缴枪械应立即如数退还；并向他们道歉。” 155团团长阴法唐遵照指示，及时妥善处理了这一事件，消除了72军的误会与不满。 此后，经双方沟通，解放军决定派三营进驻宜宾城。13日上午，156团三营军容严整的跨过金沙江，开进宜宾城，受到 72军官兵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郭汝瑰命令将宜宾城的制高点，翠屏山防地让给解放军，显示起义诚意。 宜宾起义后，四川的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彭焕章受其感召，也同时起义，并于14日通令所属各县 “自行解放”。众多国民党军队见状，纷纷动摇，加速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防线的全面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