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把秦至清两千年的历史统称为“封建王朝”，其实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读。真正的

我们常把秦至清两千年的历史统称为“封建王朝”，其实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读。真正的“封建”是周代那种诸侯分封、权力分散的制度，而自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中国进入的是中央集权的帝制时代——一个以皇帝为核心、层层控制、高度垄断的政治体系。这不是“封邦建国”，而是“君临天下”。

在这样的体制下，权力如同黑洞，吞噬一切独立与自治的空间；社会如棋盘，百姓只是任人摆布的棋子。这种权力结构本质上排斥制衡，也拒绝宪政。因为宪政的核心是限制权力，而皇权专制的本质是不受限制的统治。

晚清搞“预备立宪”，不过是危机下的权宜之计，一场试图用宪法外衣包裹旧权力的政治变装秀。慈禧死后，清廷甚至借“皇族内阁”大搞集权，妄图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结果适得其反，加速了崩溃。

大清不是不想改革，而是只想改到自己还能继续榨取的程度为止。宪政于它，不是意在自我权力约束，而是表演合法性的道具。

对比之下，英国的君主立宪则是一场真正的制度重构。从《大宪章》开始，贵族、议会、司法一步步限制王权，最终让国王“统而不治”。这不是恩赐，而是博弈的结果；不是形式上的妥协，而是实质上的权力再分配。

中国皇权体制从未孕育出能与之抗衡的力量。儒家讲忠孝，法家讲集权，士大夫讲纲常，全都在为权力金字塔添砖加瓦，却无人敢挑战它的根基。于是，两千年下来，每一次所谓“中兴”、“改制”，都不过是回光返照式的修修补补。

要在一个没有分权传统的体制里引入宪政，就像要在沙漠上建海港——土地不吸水，人心不识权。晚清的失败，不是宪政方案不好，而是这个体制根本容不下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