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后，党组织给了他1000美元，让他去做生意，做什么不管。但是，组织什么时候要钱都得给，要多少就得给多少，他用这1000美元，不仅完成了任务，解放后还上交了1000万美金和12万两黄金，他是怎么做到的。 1949年5月，上海刚刚解放不久，整个城市还弥漫着硝烟散去后的新鲜空气。在一处不起眼的组织驻地里，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男人正坐在桌前，面前摆着一摞厚厚的账本和文件。他就是肖林，那个在上海商界小有名气的华益公司老板。 谁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商人，即将交出一份让所有人都震惊的＂成绩单＂。 ＂同志，这是我们华益公司8年来的全部收支情况。＂肖林的声音平静得就像在汇报一笔普通的生意。但当组织的同志打开那些账本，看到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的数字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黄金，整整12万两！还有价值1000万美元的固定资产！ 要知道，1949年的1000万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几十元人民币，而1000万美元换算下来，那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就连见惯了大世面的组织领导都被这个数字给震住了。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肖林夫妇在交出这笔巨额财产时，自己却只留下了三枚银元作为纪念。没错，就是三枚银元，连一根小金条都没要。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时光得倒回到8年前的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党组织的经费来源几乎断绝，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周恩来同志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党员下海经商，为组织赚取活动经费。 而肖林，就是被选中执行这个特殊任务的人。 那次秘密会面的场景，肖林后来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周恩来对他说：＂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不要怕别人说你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接到任务的肖林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但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近乎苛刻的标准：组织什么时候要钱，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哪怕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 要说肖林是怎么把生意做得这么大，还得从他的＂关系学＂说起。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男人，在商场上却有着一套让人叹为观止的本事——见缝插针，顺藤摸瓜。 1946年，肖林在上海开的华益公司已经小有名气。这一天，他突然得到了一个消息：山东青岛新开了一家叫中兴的贸易公司。这个消息要是别人听了，可能就当个普通的商业信息过去了。但肖林不一样，他立刻嗅到了其中的商机。 这家中兴公司的来头可不小。暗地里的大老板是驻守青岛的国民党第8军军长李弥，而明面上的老板是这个军长的前妻。更巧的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竟然是这个女老板的表弟，同时又是肖林妻子王敏卿的远房表哥。 听到这个消息，肖林眼睛一亮。这不就是天赐的机会吗？他立刻通过妻子的这层关系，主动与中兴公司的总经理接洽。几次接触下来，生意就谈成了。 原来，青岛的棉纱在上海市场上非常紧俏，价格一涨再涨。而中兴公司凭借军长李弥的关系，可以从中纺公司以极低的官价购得棉纱。但问题是，他们在上海没有可靠的销售渠道，棉纱囤了一堆却卖不出去。而华益公司正好相反，对上海市场了如指掌，但缺乏货源。 两家公司一拍即合。华益公司负责青岛棉纱在上海的销路，中兴公司负责销售华益从西南地区和上海运来的商品。 但肖林的本事远不止这些。他还通过各种关系，结识了一位时任国军徐州＂剿总＂的中将副参谋长。这个中将副参谋长曾经有个妻子，是肖林的朋友，虽然这个朋友当时已经去世了，但在肖林眼里，这都不是问题。只要能抓住一点关系，他就能投其所好，最终和这位中将副参谋长也成了朋友。 在赚钱的同时，肖林还悄悄地做着另一件事。上海的西药、敷料、医疗器材，就通过这个渠道偷偷运送到苏北、鲁西南、豫东、皖北等解放区。而解放区运不出来的黄金和其他货物，也通过这个渠道运到上海，再由组织统一购买解放区需要的物资。 但这种游走在刀刃上的生意，危险性也是极高的。有一次，肖林夫妇差点就暴露了身份。原来，王敏卿的入党介绍人暗中叛变了，这个姓刘的党员似乎看出了一些端倪。幸好组织发现得及时，把这个叛徒调走了。 可国民党的盘查还是来了。他们想从查账入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破绽。这时候，肖林那一手做账的好功夫就派上用场了。他早就准备了两套账本：一套是交给组织的真账本，详细记录了每一笔收支；另一套是专门对付检查的假账本。 这个假账本做得比真账本还要精细，数据环环相扣，逻辑清晰明了。国民党的人查了半天，愣是没发现任何问题，最后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就这样，肖林在商海中游刃有余地周旋了8年。他不仅完成了为组织赚钱的任务，还成功地掩护了大量物资运输工作。更难得的是，在这8年里，夫妻俩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正如他们自己说的：＂我们什么样的钱没见过？但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我们是在为党挣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