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定，袁世凯的长子，早年趾高气扬，晚年却连窝头都吃不起，1950年，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袁克定快饿死了，毛主席批了，说“给他点生活费”，还安排了工作，这事，传出去以后议论纷纷：这个当年拼命撮合他爹称帝的人，怎么到了新中国反而还能得到照顾？ 彼时袁世凯是北洋重臣，作为长子的袁克定自幼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人很聪明，但也很自负。 有了父亲这个后台，袁克定早早步入仕途，官运亨通。 清末民初，袁世凯挟辛亥之威掌控中央，袁克定则风头无两，曾任总统府秘书长、侍从武官等职，进出京畿，如入无人之境。 尤其在袁世凯称帝前后，袁克定更是积极奔走，可谓“复辟帝制”的急先锋。 据史载，他曾私刻“洪宪”年号章，妄图加快其父登基步伐，正因如此，世人诟病他为“撮合帝制第一人”。 但是袁世凯称帝不过八十余日即告失败，举国哗然，政局剧变。 随着袁世凯在1916年病逝，袁家的权势一落千丈，袁克定也迅速从权力的中心边缘化，失势失意，不复当年之风光。 昔日显赫一时的“总统公子”，逐渐沦为旧时代的边角人物。 进入战乱频仍的民国时期，袁克定虽尝试维持家族尊严，却无力回天。 抗日战争期间，日伪政权为了拉拢旧时权贵，曾多次以高位厚禄诱其出仕，却被袁克定断然拒绝。 他虽然曾是帝制复辟的推动者，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仍保持一份骨气。 面对侵略者的利诱，他没有出卖灵魂。 这一拒绝，不仅是对亡父声誉的一种救赎，也是他个人道德底线的体现。 但是民族气节并不能换来温饱，战后社会动荡，物价飞涨，袁克定无一技之长，生活每况愈下。 他靠变卖家产、亲友接济维持生活，甚至到了靠窝头果腹的地步。 昔日锦衣玉食的袁府少爷，如今在破屋中度日如年，令人唏嘘。 1950年冬天，北京已是新中国的首都。 一天，一封信摆在了主席的办公桌上，信是章士钊写的。 章是民国元老，文人中人望极高，信中言辞恳切，内容却出人意料，为袁克定求助。 章士钊在信中写道：“袁克定，昔日风光，如今竟无立锥之地，连日三餐皆成问题，盼国家予以周济。” 主席看后，略作思索，在信上批示：“给他点生活费。” 随即责成有关部门每月资助袁克定20元生活费，并特批安排他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月薪80元。 这一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袁克定，这个曾鼓动袁世凯称帝、与共和精神格格不入的人，竟能在新中国政权下获此待遇？许多人不解，甚至愤慨。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社会各阶层尚未融合，旧人与新人之间隔阂重重。 如果全面清算旧人，势必导致人心惶惶、社会动荡。 而袁克定虽曾助父称帝，但在抗战时期拒任伪职，体现了一定的民族立场。 毛泽东以“以今论人”的姿态，不计旧恶，只问现状，既彰显了国家对个人命运的关怀，也向社会各界释放出稳定和包容的信号。 袁克定的一生，是一部时代的缩影，他早年的飞扬跋扈、中年的沉寂潦倒、晚年的安贫守节，既是个人命运的浮沉，也反映了一个国家从动荡走向秩序的过程。 而毛泽东对他的那一笔资助与任用，更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 在今天回望，毛主席当年的决定，正是新中国“以今论人”的真实写照。 这种不因过去身份论人、不因历史立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恰恰是新政权区别于旧制度的重要标志。 它不仅稳定了社会，也凝聚了人心，为新中国的百废俱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袁克定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可以评价一个人，但不能判死一个人。 命运可以戏弄一个人，但也可被社会重新接纳。 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命运或许渺小，但国家的态度，却能给予人以温暖与尊严。 参考资料： 张伯驹，《春申旧梦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