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对太平天国石达开的评价风向越来越低？
首先说观点，我认为石达开不应该承担所有责任，他还算是能力出众的一名将领。
我写太平天国历史文章能有四个月了，但感觉近时间来，越来越多的读者们认为石达开名过其实，部分读者认为其负气出走导致太平天国分裂，连团练武装都打不过，甚至将后期军事颓势归咎于他。
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实则与史实存在偏差，结合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和整个历史结果，我认为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反驳。 一、出走并非带走全部精锐，为天京保留战略力量。 1857年石达开离开天京时，确实带走了部分兵力，但远未达到“精锐尽失”的程度。据罗尔纲考证，石达开直属部队约5万余人，其中包括翼殿尚书傅忠信、地台右宰辅赖裕新等嫡系，但这些兵力仅占太平天国当时总兵力的一部分。
更关键的是，石达开并未将西征军中的核心力量带走，他在江西战场培养的“花旗军”主力仍驻守皖赣边境，而湖北战场的“靖难军团”约3万人被陈玉成接管。
正是这支由石达开一手训练的精锐部队，成为陈玉成后来在桐城大捷、三河镇战役中扭转战局的关键力量，正如李秀成所言：“英王（陈玉成）之崛起，实赖翼王西征旧部之根基”，所以陈玉成先李秀成封王。 从战略布局看，石达开的出走客观上为天京保留了战略缓冲，他率军进入浙江后，吸引了清军江南大营主力的注意力，使天京得以喘息。
1858年清军重建江南大营时，其兵力部署明显偏向浙闽方向，后又在宝庆与石达开决战，给陈玉成、李秀成在皖北的军事行动创造了空间，这种军事的效果，恰是石达开未将精锐全部带走的间接证明。
这也是石达开出走后军队战斗力远不及西征时期的主要原因。 二、宝庆会战失败后，部将回归强化天京力量 1859年宝庆会战的失利，成为石达开军事生涯没落的开始，面对湘军刘长佑、李续宜部的合围，石达开因缺乏根据地支持而败退广西。
此战暴露了其脱离天京后的战略困境，但同时也催生了重要的转折，1860年，彭大顺、汪海洋、朱衣点等数十位将领率部脱离石达开，经湖南、江西辗转返回天京。
这些部队不仅带回了约十多万战斗人员，洪秀全称其为20万扶朝天军，还将在广西、湖南招募的2万新兵一并纳入天京编制。
据《李秀成自述》记载，这批回归将士后来成为李秀成经营苏南、浙江的核心力量，其中朱衣点、汪海洋等人在攻打杭州、苏州的战役中表现突出。 石达开也并未阻挠部将回归，当彭大顺等人提出“北上救主”的请求时，他虽内心矛盾，但仍默许其行动。这种态度与洪秀全形成鲜明对比。而石达开对部将的选择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宽容，这种“去留自由”的策略，客观上维护了太平天国的整体利益，算是在南部招了一圈兵又送回了天京。 我认为石达开的历史评价 石达开的评价变化，早期史家受“农民革命”叙事影其塑造为完美的“义王”形象；而近年来部分读者基于“人性论”视角，放大其性格缺陷。这种转变本身无可厚非，但需以史实为根基，天京事变多人滥杀无辜，而石达开没这样做，此时就高下立判了，最后兵败大渡河也是为了士兵性命，前往清营。
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中特别指出，石达开的出走是“洪秀全猜忌与天国理想破灭的双重结果”，而非单纯的“负气”如还在天京也是难得好下场。
他在安庆驻军期间，仍以“通军主将”名义协调各路太平军，主要还是应对清军为主，直到1859年南安决策后才彻底脱离天京体系。 从军事实践看，石达开的战略选择虽有失误，但并非完全脱离全局。他试图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构想，与太平天国“据上游以制下游”的传统战略一脉相承，若天京方面能给予配合，川鄂联动的局面或可形成。可惜洪秀全的猜忌与掣肘与清军的围堵，使这一设想最终落空。 石达开的历史形象，不应被简单归结为“分裂者”或“悲剧英雄”。他的出走既是个人命运的转折，也是太平天国从盛转衰的缩影。
罗尔纲的研究提醒我们：评价历史人物需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既要看到其局限性，也要承认其客观贡献。石达开未带走全部精锐、默许部将回归的史实，恰恰证明他在复杂局势下仍保持着对太平天国事业的基本忠诚，不应被当代网络叙事中的情绪化言论所掩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