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抗日名将高志远之死 从民间侠士到抗联司令 1935年8月4日，滦县火车站的一声枪响震动华北。高志远以“厨师”身份混入日军欢迎仪式，击毙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总队长刘佐周，并重伤日军少佐温井。 出身滦县富裕家庭的高志远，自幼习武练枪，20岁便以“枪起鸟落”闻名乡里。九一八事变后，他变卖家产组建200余人的抗日民团，专事锄奸。1938年冀东大暴动中，他领导的抗日联军迅速扩张至5万人，与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邓华部）会师后，共同收复9座县城，成为日军在华北的劲敌。 西撤决策与权力暗流 1938年秋，日军集结重兵反扑冀东。面对敌我悬殊，八路军第四纵队主张西撤平西山区整训，而高志远等抗联领袖认为应依托冀东群众基础坚持游击战。最终中央虽反对西撤，但宋时轮、邓华仍率部转移，导致5万抗联部队在途中遭日军截击，仅剩3000余人抵达平西。 西撤后成立的冀热察挺进军由萧克任司令员，下设宋时轮、邓华支队及高志远部。军政委员会成员中，高志远被排除在外，引发抗联战士不满。这些冀东子弟思乡心切，多次请愿要求打回老家，高志远亦向萧克提议“先遣返冀东探路”，却遭断然拒绝。这一矛盾成为后续悲剧的导火索。 叛变疑云与权力博弈 1939年春，抗联战士情绪濒临崩溃。高志远秘书陈飞突然揭发其“勾结吴佩孚，意图投敌”。据萧克回忆，陈飞称高志远派亲信孙善蛟与吴佩孚旧部联络，甚至计划将部队拉至北京投靠日军。这一指控迅速引发挺进军高层震动。 宋时轮、邓华坚决反对处决高志远。宋时轮拍案质问萧克：“他若叛变，何须刺杀刘佐周？”但军政委员会5名成员中，萧克、马辉之、伍晋南投赞成票，以“汉奸罪”定谳。1939年4月27日，高志远与参谋处长李荣久在山南村被公审处决。据目击者描述，刑场上高志远高呼“抗日无愧”，未等陈词完毕即遭枪决。 争议漩涡 证据链的脆弱性 陈飞的揭发成为关键证据，但其动机存疑。抗联老兵披露，陈飞曾因亲属强奸妇女被高志远处决而怀恨。吴佩孚虽被日军拉拢，但至死未出任伪职，其旧部与高志远的“联系”仅限于赵德清（吴干儿子）的单方面牵线，无实质投敌行动。 权力整合的牺牲品 挺进军内部存在深刻裂痕：萧克作为空降领导，亟需树立权威；而高志远部因装备精良（人均双枪）且独立性较强，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处决高志远后，3000抗联战士溃散大半，挺进军实力锐减，1942年被迫撤销番号。 平反努力的困局 自1991年起，高志远后人持续申诉，滦南县委党史办等多方研究指出，所谓“叛变”缺乏物证，实为战争环境下“紧急处置”的冤案。但因其涉及萧克等元老历史评价，官方至今未予正式平反。 英雄叙事的两面性 高志远之死折射出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复杂性： 功过交织：他既是刺杀汉奸的民族英雄，也是未能完全融入八路军体系的“统战对象”； 体制冲突：民间武装的乡土性与正规军的纪律性难以调和； 历史书写：在宏大叙事中，个体命运往往成为战略失误的注脚。 冀东百姓至今流传着“高司令单刀赴会”的传说，而官方史料中他仍是“待定格的争议人物”。这种割裂恰恰印证了历史的吊诡——英雄与“罪人”的界限，有时仅取决于权力结构的需要。 高志远的悲剧，是理想主义在现实政治中的一次溃败。当抗日热情遭遇权力博弈，当个人威望威胁集体权威，历史的齿轮便碾过了个体的命运。然而，枪声虽湮没了生命，却无法抹去冀东大地上的血色记忆——那个曾让日伪胆寒的名字，终将在民间叙事的星空中永恒闪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