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冬天，潘汉年一个人坐在功德林的牢房里，外头下着雪，他看着那本翻旧的《资本论》，是妻子董慧托人送进来的，他轻轻翻着，像是在抚摸一个老朋友。
就在几年前，他还是隐蔽战线的中共高层特工，被称为“红色特工之王”，现在，他是个“内奸”，被关了三年，没人再提起他的功劳，也没人能还他清白。
他在铁窗下写下一首诗，《岁暮念妻》，其中一句，“难忘往事走延安”，把他的痛和记忆全都写进去了。
事情得从头说起，潘汉年生于1906年，年轻时留法，后来回国投身革命，抗战爆发后，他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负责统战和情报工作。
1938年，他奉命去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那次去延安，他的命运发生了两个转折，一个是事业上的，一个是感情上的。
董慧，当时叫董奉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刚从国统区冒死到了延安，她报名进了马列学院，后来参加中央社会部培训班。
那年秋天，潘汉年来培训班做隐蔽战线的报告，他讲自己如何打入敌伪内部、怎样跟日本人周旋、又如何从南京脱身。
董慧坐在下面，听得入神，那天讲完，董慧主动找潘汉年交流，两人一来二去熟络起来。
董慧胆子大，有头脑，又不爱多说话，潘汉年欣赏她，也试探过她几次，不久，两人被安排在同一项目上，工作中接触多了，感情就深了。
延安是当时许多革命伴侣故事的发源地，他们俩也没例外，没有婚礼，也没有戒指，但董慧送了他一本她最珍爱的《资本论》，潘汉年没说什么，只轻轻收下，那一刻，他们算是定情了。
两人并肩走过了战争最紧张的八年。董慧从中央社会部的一名普通情报员，逐渐成为潘汉年最信任的搭档。
很多时候，她会伪装成报社记者、医生、甚至商人，跟着潘汉年出入上海、南京、重庆这些敌占区，潘汉年精明，董慧冷静，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
一次任务中，董慧险些被抓，是潘汉年安排人从码头偷了一艘小船连夜把她救了出来，两人从南京逃回上海后，他才在日记中写下一句：“山光馆内当年梦，何日重逢续旧缘。”
可是潘汉年心里一直有个疙瘩，1943年，他在一次秘密任务中被汪精卫集团的人挟持，带去了南京。
李士群找他谈话，说你们共产党也好，咱们别打了，一起合作如何？潘汉年没答应。他装得很镇定，说自己早已脱离组织。
李士群半信半疑，把他软禁了几天，最后还是放了，潘汉年回到根据地，这事他没向毛泽东报告，他怕这段经历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
他其实有过机会说，一次在延安开会时，毛泽东私下问他最近情况如何，他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觉得自己没出卖党，没有叛变，何必要主动交代？可他没想到，这事最终成了他人生的大转折。
1955年，新中国已经成立六年，潘汉年主动找陈毅汇报这段旧事，陈毅听完脸色一沉，直接上报中央。
毛泽东亲自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就这么八个字，潘汉年被带走，从此没再自由过。
关押在功德林的那些年，潘汉年过得很苦，每天只有两小时能走动，其他时间都在屋里对着一张桌子。
他要交代自己的问题，每天写十几页“思想汇报”，可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他不是内奸，他是想讲清楚，却被当成了反革命，最难的是他不知道这一关要关多久，也不知道董慧怎么样了。
董慧当时也被关了，她在审查中反复声明，潘汉年绝不可能背叛，她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任务记录都讲了一遍，结果换来的是更长时间的单独关押。
直到1960年，她才被释放，第一件事就是托人把那本潘汉年珍藏的《资本论》送进去。
潘汉年收到书的那天，是他三年审查中第一次笑，他翻开书，在扉页看到董慧写的话：“一切安好，勿念。”
他回了一封信，只有一句话：“相爱成遗恨，奈何了此生。”信没能送出去，但他在心里默念了很多遍。
写《岁暮念妻》那天，天特别冷，窗外下雪，他冷得蜷在棉衣里，他点了盏小油灯，把笔按在纸上，写下那句“难忘往事走延安”。
写完后他把诗藏在书页里，他说，只有董慧看到这句，才会明白他还记得那个寒冬初见的日子。
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他的案件被正式定性为“错案”，那年冬天，他已经不在人世。
潘汉年的一生，是情报战线最传奇的之一，他曾混入敌营、周旋于日本宪兵与国民党特务之间，把一份份情报送往延安。
他的聪明和胆识，曾救过无数同志，但他的沉默，也让他付出太多代价，他说过一句话：“我不是烈士，我就是干活的。”这句话简单，却藏着他一辈子的委屈和坚持。
延安对他来说，是开始，也是遗憾的根，他在延安找到了爱人，也在那里埋下了那个没说出口的秘密。
他后来常说一句：“革命是冷的，但人心是热的。”他愿意在冷铁窗下回忆那段火热的岁月，只为记住一个人，一个地方，一句没说完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