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鲁迅站在南京路边，听到一个穿长衫的男人说：“人哪，活着就别多管闲事。”他没回头，却把这话记下了，后来他写了一句：“悲剧不是坏人嚣张，是好人沉默。”话没说出口，但刀已经插进骨头。
1920年前后，北洋政府坐镇北京，地方军阀各自为政，百姓穷，话不敢多说，鲁迅在教育部做事，一边写教材，一边在夜里写文章。
他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在这时候问世的，他没写名字，署了个笔名，因为他知道：说真话是要付代价的。
他没喊口号，只把一个“看见人吃人”的疯子摆到读者面前，那个人查了家谱，怀疑自己也是吃人的一分子。
鲁迅借这个疯子，把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抖出来了，可读完的人，大多叹口气，说：“文学嘛，太夸张了。”
有人问他：“你是不是写给革命者看的？”他笑了笑：“我是写给还不敢吭声的普通人。”这句话，说得轻，却像砸在沉默墙上的一拳。
鲁迅身边不是没“好人”，《药》里的华老栓，攒了一点钱，去买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他没做坏事，只是听话。
但他也没多问，那个被砍头的年轻人，为啥要喊冤，他只是接受，认命，像街上无数人一样，看着别人死，自己闭上嘴。
鲁迅不满意，他开始频繁写杂文，《热风》《华盖集》里骂得最狠，他骂读书人，骂老师，骂那些在讲台上讲爱国，下了课拿人好处的“文化人”。
他说他们嘴上有光，心里有锈，他骂他们装死，说：“你们不是没办法，是不想惹事。”
在他小说《铸剑》里，有个少年叫宴之敖者，父亲被国王杀了，他带着一把剑去复仇。
故事结尾，他杀了仇人，但也死了，有人说他是英雄，但鲁迅摇头，他觉得，真正的英雄，不该是自己去死，而是唤醒别人不再沉默。
1919年，五四运动后，学生涌上街头，他们喊“民主”“科学”，但不到两年，声音又小了，警察抓人，学校停课，大部分人还是回家，读书，找工作。
鲁迅看在眼里，心里发冷，他写了《灯下漫笔》，里面说：“我们最大的毛病，是看不清现实，还以为不说话就能活下去。”
有一天他去上海办事，在茶馆碰到几个熟人，都是老同学，他们谈笑风生，说写点古文挣稿费，鲁迅不说话，临走，他只留下一句：“你们写的字，不是光，是麻醉药。”
他不是愤青，也不是政治家，他只是想告诉大家：沉默不是中立，是帮凶，《阿Q正传》里的阿Q，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他不打官司，不讲道理，他靠“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直到最后被拉去枪毙，还以为“这是出风头”。
当时还有一个故事，鲁迅很上心。1911年前，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殉国，很多人后来才知道，他们死得冤，弹药不足，计划泄露。
但那时候，城里百姓躲在家里，不开门，有人在回忆录里写：“街上连喊声都没有。”这让鲁迅很震撼，他觉得，坏人再狠，也怕群众，但群众要是装聋作哑，再好的事情也干不成。
后来他写《理水》，说大禹治水，原本无私，可时间久了，被官场磨平了棱角，那些原本尊敬他的人，也变得怕他，疏远他，这个故事很隐晦，但懂的人都知道：连英雄也逃不过沉默的包围。
鲁迅一生都在跟“沉默”较劲，他说自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的杂文像刀子，但很多人不敢转发。
那些年，上海出版界都知道：鲁迅稿子不好卖，但不能不登，因为他有读者，一群嘴上不说，心里认的读者。
他不止写中国人，他也读外国书，他翻译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真正的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给人看。”就像《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群魔》里的基里洛夫，他们都是好人，可最后被世界吞了。
有个读者写信给他，说看了《狂人日记》，一夜没睡，鲁迅回了四个字：“你还活着。”他不多说，只要对方醒着，就还有希望。
后来鲁迅病重，肺不好，朋友劝他少写点，别得罪人，他点了支烟，说：“不写，我就真死了。”
1936年，他走了，葬礼上，来了很多人，有人哭着说：“他说的话，我们早就知道。”这句话是最大的讽刺，如果大家早点不装聋，可能就用不着他一个人喊破嗓子。
鲁迅不是救世主，他只是个写字的人，但他把笔当刀，拼命划出一道口子，让光进来，哪怕只是缝，他也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