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天，龙绳武带着妻子儿女从香港绕道菲律宾，最后落脚台湾，他放弃的是云南省政府委员的位置，换来的是蒋介石给的一个空头衔：“总统府中将参军”。 看似荣耀，实则无权无兵，无职无实，他到台湾的第一天，才发现这是一条彻底断了退路的路。 龙绳武不是一般人，他是“云南王”龙云的长子，早年留学法国，国民党空军出身，混过政界，也待过军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曾被中央政府任命为云南省政府委员，职位不低，但他没敢赴任，原因是家里出了事。 他的弟弟龙绳曾在昆明发动武装暴动，没成功，被打死在乱枪下，龙绳武心里明白，这事中央知道，他自己哪怕真心想留下，也很难安心。 他拖着没去云南，在重庆住了一段时间，那时候他写信给周恩来，说愿意出力报效国家，周总理还真的给了他机会，让他来北京谈。 但龙绳武犹豫了。他跟朋友私下说，新政府的制度他看不懂，也不习惯，他不想被人牵着鼻子走。 他更担心的是，像他这种人迟早被清算，身边人劝他去香港“看看再说”，他便动了心，去了香港之后，就再没回来。 在香港待了几年，日子不好过，他没工作，也没什么积蓄，靠着过去的老关系吃饭。 1954年，一个人找上门来，这个人叫张庆恩，国民党情报部门的副头目，他开门见山：“台湾需要你，总统也记得你。” 张庆恩抛出橄榄枝，说台湾会给他安排身份、住房、待遇，比在香港强多了。 龙绳武一开始犹豫，但一听“总统记得你”，心里那点虚荣立马膨胀了。他信了。 到台湾后，龙绳武才知道什么叫“被安排”，蒋介石的“记得”是给了他一个没有办公室的“参军”头衔，每月一份薪水，别无他物。 龙绳武去问：“我什么时候上班？”对方回：“不必来，参军是荣誉性的。”他很快明白过来，这是安抚，不是任用，他只是一个“象征”。 最让他难受的不是虚职，而是孤立，他住在台北郊区一个旧军官宿舍，出门有人盯着，电话被监听，信也收不到。 他曾经想去日本探亲，被拒，他的五弟想来台湾看他，也被拒，他彻底明白了，他是“有名无实的监控对象”，在台湾当局眼中，他不是盟友，是“疑人”。 1962年龙云病了，龙绳武托人请示当局，想回云南见父亲最后一面。 答复只有一句：“不宜”。同年龙云病逝，龙绳武在台北的房间里点了三炷香，对着窗外磕了三个头。 他一言不发地坐了一整晚，谁劝都不听，他嘴上不说，但心里知道，这一辈子，再也回不去了。 从那以后，他变得沉默寡言，邻居说，他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天，他家阳台朝西，每到黄昏，他就盯着太阳落山的方向发呆。 有人问他在看什么，他说：“看山那头。”他写日记，但写着写着就撕了，说自己写的都是废话。 他晚年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早年吸食鸦片留下病根，胃不好，睡不好，精神也越来越差。 1987年，有一次他听到有人讲家乡的事，当场大哭，哭得眼睛都肿了，过了几天，他的眼睛开始模糊，医生说视网膜出问题，治不好了。 他不愿去医院，说“看不见更好，不想看见这个地方”。 别人劝他看看报纸、电视，他摆摆手：“不想听，也不想看。”家人给他带来《人民日报》，他扫了一眼就放下，说：“那地方早变了，我看不懂。”但他还是偷偷留了一张云南的旧照片，在柜子里夹着，谁都不能碰。 他有时会给孩子讲以前的事，说自己年轻时开飞机、留学法国、跟谁谁见过面，他讲得有声有色，但从不提1954年以后这段日子。 有一次孙子问他：“爷爷你为什么不回大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回不去了。”再问，他就不说话了。 1991年，龙绳武在台北去世，他的葬礼没有高官，没有旧友，只有几个家人。 他一生没有被捕，但住了40多年像囚笼一样的房子，他没被关，但自由也没有，他的死讯没引起多大反响，台湾的报纸只登了几行讣告，大陆没报道。就这样，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云南王”之子，悄无声息地走完了这一生。 他留下的东西不多，几本破旧的日记，一本讲佛学的书，还有一篇没发表的小文章，标题叫《远望故乡》。 有人说他晚年信佛，也有人说他只是怕死，但看那篇文章里，他写了一句：“人活着，不能忘根。” 这句话，他在台湾没说过，在日记里也没写过，只出现在那篇没人看的稿纸上。 没人知道他晚年是不是后悔当年那个决定，也许是的。 他一生都活在过去的影子里，越走越远，直到忘记了原点，对于他来说，家乡永远在那片他看不到、也回不去的方向。 参考资料： 李良忠：《龙云家族秘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