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精神，对于规范校外培训极为重要。近年来，针对校外培训，一直有“放开培训机构”与“取消培训机构”两种颇为极端的声音，这两种声音都非理性。此次制订的《条例》，对校外培训进行了明确定义，是指“学校教育体系外，面向社会开展的，以中小学生和3至6岁学龄前儿童为对象，以提高学业水平或者培养兴趣特长等为主要目的，有组织或系统性的教育培训活动。”为此，要发挥校外培训对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作用，而不能出现“全民培训”，影响、干扰学校教育、加重学生负担和家长焦虑的问题。 对校外培训的规范，绝不是禁止校外培训。治理校外培训，必须考虑学生和家长存在的合理培训需求。如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此前一些地方在治理时，以“清零”为目标，这貌似治理很彻底，但从现实看，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存在转向地下，进行隐形、变异培训的倾向，这导致监管更难。《条例》从实际出发，提出“鼓励、支持少年宫、科技馆、博物馆等各类校外场馆（所）开展校外培训，丰富课程设置、扩大招生数量，满足合理校外培训需求。”这有利于疏导学生的培训需求，加强对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的治理。 对高中阶段学科类培训的治理，也是从实际出发。高中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我国虽然已经实现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化，但是高中教育发展还很不均衡，而且，高中生群体更复杂，除了普通类学生，还有体育生、艺术生、成人高复生，要求高中学科培训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培训一样，落实难度更大，会出现更多问题。对高中学科培训的监管，适合采取和非学科培训相当的方式，即要求有合法资质、保障教师具有教师资格，纳入统一监管服务平台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