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蒋经国的妻子蒋方良正在屋内行走。突然，她脱光了自己的衣服，从楼上跑到楼下，兜了一圈，又噔噔噔地跑上了楼。仆人因此受到惊吓，慌忙给她披上衣服。 1939年赣州的夏天，热得能把人逼疯。 花园塘一号公馆像一口闷锅，蝉都叫不动了。在这令人窒息的夜，万籁俱寂。蓦然间，木质楼梯上传来一阵狂乱的脚步声，打破了夜的静谧，似带着无尽的急切与惶恐。 十七岁的白俄姑娘芬娜，已经"死"了整整两年。如今套在这副躯壳里的，是一个叫蒋方良的中国媳妇。 没有任何预兆，这位专员夫人把身上的衣服全扯了下来。她赤身裸体，金色的头发在昏暗灯光下乱晃，从二楼一路冲下楼梯。 仆人们全傻了，喊都喊不出声。眼前这一幕太诡异了：夫人两眼发直，不哭也不闹，嘴里念叨着谁也听不懂的俄语，在客厅转了一圈，又像阵风一样卷回了楼上。 仆人抓起毯子追上去的时候，二楼书房的窗帘后面，一支烟正在燃烧。蒋经国就坐在那儿，烟雾绕着他的脸，指尖的火星一明一灭。自始至终，他稳坐原地，未曾起身，即便好奇心或许蠢蠢欲动，却也未将那扇门推开，投去哪怕一瞥。 什么"旧疾复发"？这分明是一个女人用尊严换来的、最绝望的呐喊。 时间倒回1937年之前，她还是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最漂亮的姑娘。那时候蒋经国叫"尼古拉"，是个穷得叮当响的流亡青年。芬娜把自己省下的黑面包分给他，两个孤独的人在西伯利亚的大雪里抱团取暖，在工友的见证下结了婚。 可一踏上中国的土地，那个爱笑爱闹、会把面包掰一半给爱人的芬娜，就被活活掐死了。 赐名"方良"，听着体面，实际上是一道紧箍咒——要她方正、贤良，老老实实当个不出声的摆设。 她拼了老命学那口带宁波腔的官话，把丰满的身子硬塞进紧绷的旗袍，像件贵重的家具，被小心翼翼地摆在官邸的角落里落灰。 到了1939年，蒋经国在赣南搞他的"新政"，满脑子都是考察报告和宏图大业。而蒋方良的整个世界，就只剩下这栋死气沉沉的公馆。 那姑娘是本地人，有文化，会写公文，还能以"中文教师"的名头大大方方坐在公馆客厅，跟蒋经国谈天说地。 蒋方良想讨个说法，得到的只有丈夫一句不耐烦的敷衍："她是在协助我工作。" 这话像块冰砖，把她最后一点幻想砸得稀碎。在丈夫通往权力的路上，她的感情连块垫脚石都算不上，顶多是路边一粒灰。 那个裸奔的夏夜，是她这辈子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歇斯底里的反抗。她想用撕碎衣服的方式，撕碎这个家虚伪的体面，逼那个躲在书房里的男人，看一眼活生生的、痛苦的、赤裸的她。 结果呢？等来的是一针冰凉的镇静剂，和"旧疾复发"四个字的定性。 未几，章亚若便身怀六甲，腹中所孕竟是一对双胞胎。在政治前途和私情之间，蒋经国表现出了惊人的冷血。章亚若被送去桂林，然后蹊跷死了，死因成了历史夹缝里的一粒灰尘。 蒋家"太子"的路扫干净了。 她不再挣扎了。跟着丈夫去了台湾，变成了一个标准得近乎无聊的贤妻良母。 到了晚年，儿女一个接一个走在她前头。她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唯一的慰藉竟然是那瓶烈得呛人的伏特加。只有酒烧进喉咙的那一刻，她才能挣脱旗袍的束缚，回到乌拉尔的雪地里去。 她说自己像一粒"罂粟籽"：外表看着圆润漂亮，里头却藏着让人沉沦自毁的毒。 这个在1939年夏夜赤身奔跑过的女人，一辈子都没能跑出那座叫"蒋家"的金丝笼。可那场只有月光看见的奔跑里，她早就把自己的魂弄丢了。 主要信源：（怀化新闻网——独守空房积郁成疾：蒋经国夫人裸奔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