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初，几个蒙古牧民放牧越界，遭到了日本军队的射杀，对此苏军边防军大感吃惊，立刻调集了军队。日军以为苏军想要开战，于是日军前线指挥官决定先下手为强，在没有通报上级的情况下挑衅了苏军。就这样诺门罕战役打响了。 1939年的春天,当时的哈拉哈河两岸，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日本关东军那会儿正处在一种极度膨胀的心理状态。特别是“九一八”之后，他们觉得占了东北还不够，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苏联正在搞大清洗，战斗力肯定不行，正好可以试探一下，为了所谓的“满蒙边界”确立优势。 这里得提个关键点，当时关于边界的划分，双方完全是鸡同鸭讲。日本和伪满洲国坚持认为边界线在哈拉哈河，而蒙古和苏联则拿出了古地图，坚称边界在河东岸以东15-20公里的诺门罕村。 就为了这一两道山梁和一条河，火药桶其实早就摆好了，就差那几个放牧的蒙古牧民手里那根火柴。 5月4日那天，几个蒙古牧民骑着马，赶着牲口过了河。这在游牧民族看来，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草在哪，我就去哪。但在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眼里，这就是赤裸裸的“越界侵略”。 如果按照正常的军事流程，这种边境摩擦，应该是先警告，再驱离，或者通过外交途径抗议。但当时的关东军，有着一种极其可怕的“下克上”传统。前线指挥官脑子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国际法或者大局观，全是“建功立业”的狂热。 驻扎在海拉尔的第23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这是个典型的激进派。但他背后还有个更疯的人——关东军参谋辻政信。这位可是个狠角色，他起草了一份《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里面明晃晃地写着：“在国境线发生纠纷时，前线指挥官无需请示，可断然处置。”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日军前线部队就像脱缰的野狗。5月中旬，日军根本没跟东京大本营打招呼，直接出动了装甲部队和航空兵，对着蒙军就下手了。他们以为这不过是又一次轻松的“剿匪”行动，甚至幻想能像驱赶抗联战士一样驱赶苏蒙军队。 然而，日本人的情报工作这次彻底拉胯了。 他们以为对手是软柿子，殊不知坐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看问题的维度比他们高了不止一个层级。在斯大林眼里，这根本不是什么边境纠纷，这是日本在试探苏联的远东防线，是在配合纳粹德国搞“东西夹击”。 所以，苏联的反应之快、力度之大，完全超出了日本人的认知范畴。莫斯科方面几乎没有废话，直接派出了后来被称为“胜利象征”的朱可夫。 朱可夫到了前线一看，二话不说，直接调动了远东地区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当日本人还在挥舞着武士刀，骑着高头大马搞冲锋的时候，苏联人已经把战争拉到了工业化的维度。 接下来的剧本，对日军来说就是一场噩梦。 到了6月和7月，战事迅速升级。日军为了挽回面子，甚至在没有天皇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发动了空袭。这种行为在任何现代国家军队里都是要上军事法庭的，但在狂热的关东军看来，这叫“皇军的决断”。 可是，当真正的钢铁碰撞开始时，日本人才发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咱们拿坦克来说。日军当时引以为傲的89式中型坦克和97式坦克，在苏军的BT-7快速坦克和T-26坦克面前，简直就是薄皮大馅的铁皮罐头。苏军坦克使用的是柴油机，不容易着火，而且射程远、装甲厚。日军坦克呢？用的是汽油机，一打就着，更要命的是，日军坦克大多采用铆接结构。苏军的45毫米炮弹打上去，就算没穿透，巨大的冲击力也会把坦克内部的铆钉崩飞，这在坦克内部就变成了乱飞的子弹，把里面的日本坦克手打成筛子。 这就是工业代差的碾压。这不是士兵勇气能弥补的鸿沟，这是国力的直接对话。 最讽刺的一幕发生在诺门罕的步兵肉搏战中。日军引以为傲的“白刃战”在苏军密集的波波沙冲锋枪和火焰喷射器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但这群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日本士兵，依然像着了魔一样发起万岁冲锋。 苏联解密档案显示，朱可夫在后期直接动用了重炮集群进行“地毯式轰炸”。苏军消耗的弹药量，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初期的水平。这种饱和式攻击，直接把日军引以为傲的第23师团给炸懵了。 到了8月底，苏军发动了全线反攻。朱可夫运用了经典的“两翼包抄”战术，这其实就是后来他在欧洲战场痛击德军的预演。日军主力被死死围在了一个狭小的区域内，断水断粮。 这时候，日军那个前线指挥官小松原干了什么呢？他在最后关头，丢下几千名伤兵和残部，自己突围跑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在高层军官的保命本能面前，有时候也是一文不值。 这场战役打到9月中旬，以日军的惨败告终。据最新的史料研究对比，日军伤亡及失踪人数高达6万余人，第23师团几乎被打没了编制。而苏军这边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接近2.6万人。但这对于苏联庞大的兵源来说，是可以承受的，而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这是伤筋动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