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冬天，我带两个特务去曹家渡逮捕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共产党员。我们早先以为是个文人，对他没有足够的警惕和重视，结果几乎三个人都送了性命。 我们先侦察好他的行踪，知道他往往很晚才回去，便决定黎明前去逮捕，事前暗中勾结好他的二房东做内应。当我们轻轻叩开了大门，一直走到他三楼房间时才把他叫醒。他开门一看，知道是那么一回事，便很客气地要我们坐，并答应穿好衣服就跟我们走。他虽然从容不迫，特务还是先抄了他身上和看过他的衣服才让他穿上。 我们想着，三个人对付一个，都很满不在乎，加上他无半点抗拒表示，便都把手枪收了起来，准备客气些好早点使他交代。 稍后，他要求在房门后拿顶帽子戴上便和我们一道走时，我们都以为这次很顺利了。 突然间，他从一顶呢帽里掏出一个手榴弹来，并且很快把保险栓拔掉，态度马上变得很严肃，说：“动一动，大家都同归于尽！”这一声怒吼像霹雳一样击到三个人头上。特务们都知道这种炸弹的厉害，如果是速燃导火索，一松手就爆炸，在那样一间房内爆炸起来，四个人不死也得重伤，是无一能幸免的。 我当时就不舍得那样死，宁可让他逃跑，回去受处分也不敢冒那个险。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他是愿以一个人换三个敌人的。他一手高举那个已拔掉保险的炸弹，不断逼近我们，我也只好假装笑脸，叫他有话好说何必如此。他哪里听那些，只是不停地威胁我们谁敢动一动手枪，马上就爆炸。我便叫两个助手不要乱动，自己也不敢去拔枪，想等待机会去夺取他手上的东西抛出窗外。 他慢慢靠近了门边，突然将电灯关了。接着砰的一声，我们三个人都以为他把炸弹扔下了，各人便急忙把身子伏下来，几乎都慌成一团。等我把手电拿出一照，原来是人已不见，房门关上了。我立即把电灯打开，门却已被反扣。我们用力敲门，大叫二房东上来替我们把门打开后，一问，这人早已跑了。我们怪二房东为什么不拦住他，而回答却令人啼笑皆非。他说：“你们三个人拿了枪还抓他不住，我一个空手人还敢拦他！” 等我们出去分途追寻时，附近工厂上早班与下大夜班的人来往很多，已无从再找到了。 ——《沈醉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