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刚刚， 台“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发布声明， 2月24日，针对美国方面正式向台湾地区提供了三项军售的发价书草案，有效期至今年3月15日，过期就作废，台湾省所谓国防部长顾立雄直言：要获付预算恐已来不及，恳请立法院授权国防部签署发价书。 这三项军售具体内容尚未完全公开，但据知情人士透露，涉及先进雷达系统、反舰导弹和相关培训设备，总金额约在7亿美元左右。 发价书草案的送达时间点耐人寻味，正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慕尼黑安全会议之行，而两岸关系因金门海域事件持续紧绷之际。 “发价书”是美军售的正式法律文件，相当于一份附带详细条款的最终报价单。 一旦签署，即具有法律约束力，而台湾方面面临的困境是：按照正常预算程序，需要立法机构先通过追加预算，才能签署，但3月15日的截止日期，让这个流程变得形同虚设。 顾立雄的“恳请”，实际上是在要求立法机构打破常规，授权防务部门“先签后批”。 这在台湾的预算审议史上极为罕见，也暴露了一个结构性矛盾：美国的军售节奏，与台湾的预算周期，从来就不在同一条时间线上。 更深层的问题是，这类“发价书草案”为何选在此时送达？3月15日的截止日期，又藏着怎样的玄机？ 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是美方的一种策略性安排——在台湾地区新旧立法机构更替、政治局势微妙之际，制造一个紧迫的时间窗口，迫使台湾方面在缺乏充分审议的情况下仓促决策，而顾立雄的“恳请”，恰恰印证了这个策略的有效性。 与此同时，岛内舆论对此反应两极，一方认为“机不可失”，必须抢在截止日前完成程序，另一方则质疑，为何总是要这样“急就章”式地处理动辄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军购案？ 事实上，这并非孤例，回顾近年美对台军售，几乎都有类似的时间压力，2020年的MQ-9B无人机、2022年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都曾出现过发价书有效期过短、台湾方面预算不及的窘境。 每次都以“恳请”或“专案处理”收场，形成了一种非正常化的常态化。 这种模式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预算审议流于形式，防务规划失去前瞻性，而真正受益的，是那些希望加速军售流程、锁定订单的美国军火商。 顾立雄的“恳请”，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台湾在美中台三角关系中的尴尬位置——既是棋手，又是棋子，既是买方，又难有议价权。 而那张3月15日截止的发价书，像一枚滴答作响的时钟，催促着一个来不及思考的决定。 顾立雄的“恳请”，表面上是一场预算程序与军售时效的冲突，实则暴露了台湾在防务自主性问题上的深层困境，这种困境，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 一个真正拥有防务自主能力的政治实体，其军备采购应当基于自身的战略评估、威胁判断和财政规划，而非被动回应外部的“发价书”。 当军售的时间表由华盛顿而非台北决定，当预算程序被迫为外部截止日期让路，所谓的“防务自主”便成了一种修辞。 这不禁让人思考：台湾究竟是在建设符合自身需求的防务能力，还是在配合他人的战略节奏起舞？ 重大的军备采购，涉及国家安全、财政负担、两岸关系等多重因素，需要充分的时间进行评估和辩论。 但“发价书”模式刻意制造时间压力，实质上剥夺了这种审慎决策的空间，19天的截止日期，对于一个家庭购买汽车可能足够，但对于数十亿的军备采购而言，无异于草率，当“恳请”成为常态，理性决策便成为牺牲品。 在时间压力下，立法机构和社会公众难以充分了解军售的具体内容、实际效能和潜在风险，一些关键技术是否适合台湾的地理环境？后勤保障能否跟上？会不会引发不必要的区域紧张？ 这些问题在“先签后批”的急就章中被淡化甚至忽略，最终，买单的是台湾民众，受益的是军火商。 顾立雄的“恳请”，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更大的格局：在当今国际政治中，小国和地区的防务选择往往面临两难，过度依赖外部，可能丧失自主，完全自主，又可能力不从心。 如何在这两者间寻找平衡，考验的不仅是预算程序，更是战略智慧和民族自信。 那张3月15日截止的发价书终将成为过去，但它提出的问题不会消失：台湾的防务，究竟为了谁的利益？由谁来决定？又将以怎样的节奏前行？这些问题，远不是一次“恳请”能够回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