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病重的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搞农业乌托邦计划，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成的，波尔布特却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 一九七五年，北京医院的走廊安静得有点压抑。 周恩来靠在床头，身上插着管子，还坚持三次把波尔布特叫到病房。劝的话很直白：柬埔寨不能把全国当“农业乌托邦”的试验田，战争刚停，得先让人吃饱穿暖，共产主义要一步步来。波尔布特点头微笑，语气却满是自信，反复强调柬埔寨走在世界革命最前面，“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在场的人都清楚，这是看透风浪的老人，对着刚掌权的激进派在托底线。 周恩来之所以这么上心，是因为脑子里装着另一个柬埔寨故事。时间往前拨到一九五五年四月，印度尼西亚万隆，会场里坐着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代表，新中国第一次以这种阵势露面。周恩来在台上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讲求同存异，又特意提到柬埔寨奉行中立、争取独立的努力，公开承诺尊重这个小国的主权和领土。西哈努克坐在台下，一边听翻译，一边紧盯讲台，心里那口气这才慢慢放下来。 会后招待会轻松许多，周恩来把西哈努克迎到身边，两个人一边吃一边聊。西哈努克坦率地说，柬埔寨夹在几股势力中间，只能打“中立牌”，对大陆和台湾“一个样看待”，一时没法和中国建交。周恩来不逼他，只说理解，又顺口发出访华邀请。一九五六年二月，西哈努克第一次到北京，在首都机场按国家元首规格迎接。会谈时，他提议先通过间接方式同中国来往，毛主席只留下一句：“柬埔寨处境困难，中国可以等待。” 等的几年里，中国自己手头也紧，却还是拿出真金白银帮柬埔寨撑腰。价值八百万英镑的物资和商品无偿送到对方，几座纺织厂、造纸厂、胶合板厂、水泥厂、玻璃厂陆续建成。周恩来和陈毅心里明白，这是在给“大国小国平等相待”做样板。一九五八年夏天，陈毅公开谴责南越在美国支持下侵扰柬埔寨，不久柬埔寨的国防会议和内阁会议通过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西哈努克写信提议建交，周恩来第二天回信同意，中柬关系总算真正落地。 西哈努克不光搞政治，还爱拍电影、写歌。一九六五年秋天，他和莫尼克公主在四川坐船看长江和三峡，写下《怀念中国》，把中国这个“不自私、不高傲、平等相待”的朋友写进歌词。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大会支持越南和柬埔寨的抗美斗争，毛主席和西哈努克并肩站在城楼上，不久他又写出《万岁，人民中国，万岁，主席毛泽东》，把危亡时刻得到全力支持的心情唱出来。一九七二年到天津度周末时，他干脆把中国叫作“第二故乡”，写下《啊中国，我可爱的第二故乡》，把厄运中遇见知己的感觉交给了旋律。 同一时期，柬埔寨政局突然翻脸。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朗诺集团在美国撑腰下发动政变，把西哈努克从国家元首位置上掀了下来。第二天，他按原定计划从莫斯科飞到北京，仍按国家元首规格迎接。中国很快承认由他领导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宣布不承认政变集团，并从金边撤回使馆。西哈努克就在北京住下，一待就是五年多。起初他情绪跌到谷底，话都懒得说，周恩来频频往钓鱼台跑，陪他聊天，讲形势，劝他把这场斗争当成国家的事而不是个人的输赢。 在北京的这些年里，西哈努克继续以柬埔寨合法元首身份活动。周恩来过问他的生活和出访行程，为他安排专机飞往一些友好国家，往返都有中国干部陪同，每一次出发和返京，周恩来都会去机场迎送。柬埔寨有句老话，说患难时才能看清谁是朋友。等到西哈努克静下心写回忆录，就把那句评价写出来：在他结识的世界领袖中，最杰出的两位，一位是戴高乐，一位是周恩来；最崇拜的也是这两位。 这些歌后来被印成歌本、灌成唱片。西哈努克把《怀念中国》《万岁，人民中国，万岁，主席毛泽东》和为朝鲜、越南、老挝写的作品送给“柬接办”的工作人员。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时，他已回到金边，提出想去北京当面告别，这个请求被波尔布特压下去。 三年以后，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他和莫尼克重新飞抵北京，住进东交民巷十五号。搬进去后的第一件事，莫尼克在书架上给周恩来立了一个小牌位，每天摆花焚香，旁边摆着用多种文字写成的书和小册子，专门用来纪念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那间北京病房里，周恩来对着波尔布特说话，心里并不只盯着柬埔寨眼前的政局，也在回望从万隆会场握手到五年北京流亡生活的那条路。他知道，小国要在夹缝中活下去，靠的是被尊重、被扶一把，而不是被推上极端实验的赌桌。面对那种自信得有些固执的神情，他只能一遍遍提醒：革命要给人留活路，不能拿整个国家去赌。 后来柬埔寨发生的一切，把这种担心照得更亮，那几次病床边的谈话自然也就更让人回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