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22日，解放军攻入新保安， 35军军长郭景云很顽固，掏出手枪连开两枪，一枪把副军长王雷震的军帽打了个枪眼，第二枪打向了自己。 1948年12月22日，新保安天还发灰，院墙上的冰棱子没化，人已经开始倒。 军部那间屋里忽然连着两声枪响，窗玻璃抖了一下。第一枪打过去，副军长王雷震的军帽顶上破了个黑洞，人愣在原地；第二枪对着军长自己的太阳穴，一声闷响，这一仗在他那里就算收场。 事情往前翻到一个多月前。 1948年11月，国民党第35军缩在新保安，被解放军围住。平时这支“铁骑部队”最爱讲机动，最看不起挨打不还手，连着几次组织突围，车队在城门口轰鸣，想把老一套再演一遍。 结果碰上的是密不透风的阵地，一次次冲出去，又一次次被压回来，人倒在外壕前，报告送上来，都是“突围失败，伤亡不轻”。 郭景云明白，路被堵死。 他咬牙改了打法，干脆死守。城里城外的工事一层压一层，大街小巷被挖得一片乱。 数百辆卡车统统调出来，车头车尾挤在路口，车厢里填沙土，外面再码沙袋，新保安被他弄成一块铁疙瘩。城外还有外壕和地堡，一排排火力点相互咬合，谁往前挪一步，都得先从火网底下趴过去。 上面也不肯轻易认输。傅作义惦记着这支王牌，把北平附近还能起飞的飞机都调出来，专往新保安跑。飞机一次次飞到上空，往下扔粮食和弹药，想让城里的兵心里踏实点。 飞行员看着地面上的高炮阵地，心里直打鼓，油门一推，飞得比计划高了一截。 高空开舱门一扔，落点就乱了，大批物资被风一带，划着弧线掉在了解放军阵地。原本是雪中送炭，结果送成了给对手添柴。 新保安这头，看着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工事，样子像还撑得住，其实一步步滑向孤军。解放军不急，外圈一锁，先去把天津、北平那边的大仗收拾清楚。新保安在地图上被圈了个小圈，长期就是“围着不打”，等时机合适，再点名解决。 时间走到12月20日，天气突然翻脸。 新保安周围的土冻得发脆，记录是零下三十度，站岗的人脚掌冻得发木。就在这几天，解放军对天津和北平已经形成包围，战局天平偏向一边，前线指挥部下了命令，可以对新保安下手。 12月21日下午，华北第2兵团三个纵队，配上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的一个炮兵团，对新保安发动攻击，火光在城外不断闪起，守军的火点一处处暴露。 到22日清早，35军主要阵地基本都落在对方炮口底下，接下来就是重锤砸下的时刻。 七点十分，号令一下，156门大炮一齐开火，炮口一排排亮起来。 炮弹像雨点一样往前扑，在守军阵地前沿大约一百米地带猛砸，泥土、木板、沙袋一起飞上天。短短五分钟，炮弹堆到八千发，城墙上的碉堡被掀翻，十二米高的城墙被炸出大缺口。 城外的人看着那道口子，心里都清楚，这城守不住多久了。 九点多，爆破分队顺着缺口贴上去，炸药包一贴，东门被炸开。后续炮火往城里推，把那些塞满沙土、当堡垒用的卡车一辆辆点名，炸翻在街口。 巷战从这一刻开始，解放军顶着火力往前挤，守军的小股部队从拐角、门洞里钻出来，拼命反冲击，一院一墙地争，街面上倒下的人不少。 城里的声音越嘈杂，军部那栋楼里的空气越沉。 枪炮声从四面压过来，电话线断了好几条，送到军部的消息差不多都是：某处失守，某处被突破。郭景云心里清楚，这座城大半已经不在手里，再拖下去只有被全歼一条路。 他没有往外跑，开口叫人把汽油桶推到门口，准备和参谋长田士吉、副军长王雷震一起点火。 参谋长挡在前头，不肯答应。一边是要殉节的军长，一边是一屋子军官，争执在屋子里打圈，谁也不退。汽油桶杵在门边，火柴还没划着。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军长伸手去摸枪套。 手枪被他抽出来，动作很利索，先抬手对准副军长扣动扳机，枪声在屋里炸开，人群跟着一抖。等烟味散开一点，众人才发现子弹只在王雷震的军帽上开了一个洞，帽沿焦了一圈，人没受伤。 第二枪紧接着响起，这回枪口对着的是他自己的太阳穴，没有犹豫，也没有多余的话，整个人一歪，倒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 这一连串动作看着极端，却和这一个多月来的选择连在一起：突围失败，就改成死守；死守看不到出路，就想同归于尽；同归于尽被拦住，干脆用两枪给自己收尾。 在他的观念里，军长不能举手投降，哪怕战场局势早就不由自己作主。 新保安在整个平津战局里，只是一颗棋子，高层的取舍和安排盯着的是更大的盘子，下面这一支王牌军，只是被推到该牺牲的位置上。 城外的大炮慢慢停火，新保安的结局就定在那一天的上午。零下三十度的冷风顺着街巷往里钻，吹过炸塌的城墙，也吹过那顶被打出枪眼的军帽。 多年之后再提起，人记得的还是那两声枪响和帽子上的那个洞，比什么豪言都更扎眼，也更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