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飞行员高长吉无视毛主席禁令，直接击落一架闯入我国的敌方侦察机 ，谁料，这却让空军领导陷入两难境地。毛主席得知之后做出批示：“拘泥于条条框框，怎么能打胜仗？” 1965年春天，东南沿海的一个机场里，有个飞行员差点因为“抗命”把命搭进去，高长吉这个名字也是那天起，在空军圈子里传开。 那会儿新中国成立十来年，海峡那一边不消停。退守台湾的那支部队背后靠着美国，隔三岔五就拿几架新式飞机在天上晃。 优二高空侦察机挂在两万米天边，像一只冷眼盯着大陆；更让人牙痒的是那种超音速的一零一侦察机，升限一万六七千米，说高空就高空，说贴海就贴海，低到一百五十米掠过海面，雷达不容易抓到。 这种飞机肚子里塞着六部相机，冲进来一个盘旋，机场、雷达站、铁路线上有什么，拍得门儿清。一九六二年夏天，一个多月里它出动二十六次，差不多两天来一趟，弄得沿海防空部队见到屏幕上的光点，心里先一沉。 官兵们给它起了个外号，叫“老妖”，谁要真能把这玩意儿从天上薅下来，在连队里抬头挺胸就有底气。 我军那会儿空战装备还不算富裕。 歼六战斗机也能上天追，可机翼上只有机炮，没有空空导弹，射击全靠肉眼瞄准、手动开火。 机炮有效距离就五百米左右，超过这个距离，等炮弹飘过去，敌机早就借着一千九百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冲远。 要真想打下来，得撞上机会，还得有肯往前顶的飞行员。 头上还有一条看不见的绳子拴着。五十年代起，空军立下过明规：战机不能出海作战。原因是早年有极个别飞行员被那边利诱，借着任务驾机飞向台湾，闹出过事。条令变成飞行员脑子里的高压线，训练时都习惯离海线远一点。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多，两架“老妖”沿着海面贴着水花飞来，高度大概一百五十米。接近目标区域后，它们照着老习惯拉升，准备在一万米附近拍照。第十八师雷达兵盯着那几根线条看，确认是老对手，指挥所下令：大队长高长吉，驾歼六升空截击。 高长吉是山东汉子，在部队里飞了多年。 起飞以后，地面不断给他报敌机方位，说敌机在他下方活动。指挥所原本以为他会一头扎下去追，他却把油门推上去，把高度拉到一万一千米，让歼六在云上前行。 熟悉一零一侦察习惯的人都明白，这算是提前架了个“门”。 不多久，两架侦察机钻进这片空域。高长吉按下杆，歼六像一块石头砸下去，朝那两点机影冲过去。 对面飞行员发现情况，调头开跑，一零一几乎没有空战本事，只能仗着速度。 高长吉把推力推到极限，速度往一千四百多公里每小时飙，机身左右晃，机头打颤，座椅下持续震动，过载压到负二点五个重力，血液往头上冲，眼前发紧。 机炮还够不着，对方距离在五百米之外。没有导弹，想要开火，就得硬把这点距离吃掉。躲在前面的那架僚机飞行员完全慌了，连着做翻滚动作，指望靠机动把后面的瞄准线晃开。 翻滚能干扰瞄准，可也吞速度，一圈圈下来，一零一的速度掉了下来，等于自己往猎枪口上凑。 追击的航迹一点点离开陆地，天线上显示，几架飞机已经压到海面那一侧。地面指挥员紧张起来，耳机里开始接连呼叫，让高长吉马上返航。“不出海作战”的明令在所有人脑子里闪了一遍，再往外追，事情就大了。 高长吉听着耳机里一声接一声的命令，知道地面已经急了，嘴里憋不住问了一句，这是谁下的。 回话很干脆，是毛主席的指示，要求战机不能出海。他在高空里，前面是咬住的“老妖”，后面是顶头上的最高指示，很难绕开一条线：要是就这么撒手，让侦察机活着回去，东南沿海这些年被窥伺的窝囊劲儿怕是还要继续；要是硬头皮追下去，回到地面，大不了站在法庭前把情况说清楚，怎么判就怎么认。 心里这杆秤一晃，手没松。 他干脆关掉电台，把注意力都压在前面的目标上。距离一点点缩短，瞄准具里的机影越来越大，进入合适射程，高长吉扣下扳机，机炮喷出一串火舌。曳光弹顺着空中的轨迹打过去，僚机的机身一抖，翻转着往下砸，海面上溅起一团不自然的水花。 确认燃油还够返航，他才把歼六掉头，朝陆地方向飞回去。 飞机滑出跑道的时候，第十八师的干部战士已经在机场边上站了一排。 没有欢呼，没有鼓掌，大家就那么看着他走过。谁都明白，他把“老妖”打进了海里，也把那条“不出海”的红线踩得清清楚楚。 怎么处置，是记大功，还是按抗命论罪，轮不到机场上这些人拍板，空军机关把情况往上送，把“三一八空战”的报告摆到了北京的案头。 毛主席看完战报，提笔批示，说这仗打得好，我军打仗需要的是敢于突破僵死条条框框的劲头，高长吉应当嘉奖。这一行字落下，原本悬着的一口气总算落了地。 一九八八年恢复军衔制，高长吉胸前挂上空军少将的标志，人们再提那年春天的事，就会想到那天海面上翻起的一团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