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脸了？2015年，二胎政策推出，权威专家翟振武教授掷地表示一旦开放二胎，未来四五年，中国每年将新增2000万新生儿，累计可达惊人的1.6亿。 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消息一出来，舆论瞬间就炸开了锅。当时，权威人口学专家翟振武教授的预测更是被广泛传播，他明确表示，一旦二胎政策全面放开，未来四五年里，中国每年将新增2000万新生儿，累计新增数量能达到惊人的1.6亿。 这番话当时给很多人吃了颗“定心丸”，毕竟当时人口老龄化已经初显，社会上对劳动力短缺、养老压力增大的担忧越来越多，大家都期待新生儿数量能大幅提升，缓解这些潜在压力。 预测一出，各行各业都跟着动了起来，尤其是和母婴相关的领域，更是卯足了劲准备迎接所谓的“生育高峰”。就拿北京来说，为了应对预期中的大量新生儿，当地卫生部门专门建立了监测预警机制，实时跟踪孕妇建档和产科床位使用情况，还推动多家医院扩建产科、增加助产人员，提前做好了超负荷运转的准备。 除此之外，奶粉、纸尿裤厂家纷纷扩大生产规模，早教机构、月子中心扎堆开业，甚至不少房地产商也趁机推出“三居室刚需房”，主打“二胎家庭专属”，所有人都默认了“每年新增2000万新生儿”会成为现实。 可现实很快就给了这份乐观一记响亮的耳光，实际的新生儿数量，和翟振武教授的预测相差甚远，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作为二胎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86万，虽然比政策实施前多了200多万，但距离每年2000万的目标还差了200多万。 到了2017年，出生人口不仅没增加，反而降到了1723万，2018年继续下降至1523万，2019年1465万，2020年受疫情影响，更是直接跌到了1200万，这五年累计出生人口还不到7700万，连翟振武教授预测1.6亿的一半都不到，所谓的“每年新增2000万”，从来没有实现过一次。 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并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核心还是忽略了现实中影响生育的各种实际因素。首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育龄妇女的数量在持续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比2020年减少了约500万人，其中21—35岁的生育主力妇女减少了约300万人，到2023年，育龄妇女数量又减少了300多万人。 简单来说，愿意生孩子、能生孩子的女性基数在不断缩小，就算每个人都愿意生二胎，新生儿数量也不可能达到预期，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足够的育龄妇女，再高的生育意愿也难以转化为实际的新生儿数量。 其次，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成了很多家庭不敢生二胎的主要原因。根据育娲人口研究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全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本科毕业，平均成本高达68万元，其中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更是离谱，分别达到93.6万元和101万元，而农村家庭的平均养育成本也有30多万。 这笔成本不仅包括奶粉、尿布、衣服这些直接开支，更包括幼儿园学费、课外辅导费、择校费、医疗费用等，除此之外，还有女性生育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很多女性生了孩子后，不得不暂停工作照顾孩子，导致工作技能下降，返岗后可能被调岗、降薪，甚至失去晋升机会，这些隐性成本，更是让很多家庭望而却步。 除此之外，年轻人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追求“多子多福”。现在的80后、90后，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更注重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不想因为生二胎而牺牲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很多人觉得“把一个孩子养好、教育好，就已经足够了”，没必要再额外增加一份压力。 其实翟振武教授的预测，本质上是基于“政策放开后，生育意愿会充分释放”的理想化假设，却忽略了育龄妇女数量下降、养育成本攀升、生育观念转变这些现实因素，也没有考虑到现代社会中，生育不再是单纯的“个人选择”，更受到经济、社会、家庭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到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已经降到了902万，首次出现了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的情况，人口总量开始下降，这也进一步说明，影响生育的核心问题，从来都不是“能不能生”，而是“敢不敢生”“养得起养不起”。 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人口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任何人口预测，都不能脱离实际的民生现状，只有真正解决了家庭的养育难题、减轻了生育压力，才能让更多家庭愿意生、敢生，才能真正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而那场曾经被广泛期待的“生育高峰”，最终也因为各种现实因素，没能如期到来，成为了人口研究史上一次被广泛讨论的“预测偏差”。
